邓小平知道，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思想观念存在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对外开放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从来没有想过害怕苍蝇飞进来就把大门关上。1978年访问日本时，他曾说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他坚持“拿来主义”，派遣官员出国考察，鼓励年轻学者出国留学，邀请外国专家为中国出谋划策。他把吸引外资当作引进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战略性举措，拒不接受“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指控。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并且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国际友人提供的信息，可以减少由于无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邓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断，但不刚愎自用。即使不是他发起的试验，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给予支持。他做出的决策，如果事后证明有误，他会适时调整。对他没有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新事物，他不轻易表态，而是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等自己有了足够的信息后再一锤定音，因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明白自己在经济事务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经济决策委任于更熟悉经济事务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也不急于解决那些棘手但并不迫切的难题，因为他相信，后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更有智慧解决好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