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AI开处方等乱象频现在线接诊25万人次的医生可靠吗(2)

　　有互联网医疗行业人士支招：假如是正规互联网医院，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应该有医生的签名、互联网医院电子章。“不排除有些小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仍存在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工具自动生成处方，一些大平台会用AI等来辅助医生问诊，比如问病人几岁、哪里不舒服等，但是处方必须要求医生来开。”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告诉记者，为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但相关规范并未对“自动生成处方”这一行为进行明文禁止。

　　“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制定不明确，地方实践就会乱象丛生。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处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这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风险隐患。”邓勇说。

　　巨量接诊是否真实

　　线上医生谁来监管

　　对于在线问诊，医生回答几次算是一个完整的问诊、平台上显示的医生接诊量有无虚标、回复患者的诊断内容是否为医生真实回复……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天津、湖南等地10多位群众发现，这些也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

　　北京某高校大二年级学生郝樱睿对此深有体会。她经常使用在线问诊，但至今不清楚到底医生回答多少个问题才达到收费标准。“一开始，有几个问题算免费咨询，但只要你说话了，就算一个问题，比如说一句谢谢或者你好。等免费次数用完后，医生却刚进入正题，为了解更多信息，你只能交钱充会员。交完钱，医生又会问化验结果之类的信息。有时，一圈下来，最后竟然让你去线下医院问诊。”

　　在线问诊前，先在平台上看看哪位医生的接诊量多，再确定向哪位医生问诊，这是山东曲阜居民张刀刀习惯的做法，因为在她看来，医生接诊量多就意味着其医术较强受患者欢迎。但她注意到，一些在线问诊平台上标注的医生接诊量动辄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不禁质疑这些数据是否属实。

　　记者在某在线问诊平台上以皮肤科医生为检索对象，发现该平台线上接诊人数最多的皮肤科医生接诊次数为25万人次。假设每人线上问诊时间平均为10分钟，线上接诊时间约为41667小时，如果全年无休，10年为3650天，那么这10年里其平均每天线上接诊时间约11.4小时。

　　对于这些问题，有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索“品控”，“比如医生回答几次算作一次完整问诊；如何对那些将搜索到的内容复制粘贴给患者的医生进行监管；如何确保接诊量真实；出现误诊或开错药的情况由谁担责等”。

　　“核心问题是，谁来对医生在线上作出的诊断负责。线下医院的医生，由各地卫健委监管，医院和科室也会进行规范管理；而线上的医生，则相对比较独立。”前述北京某口腔医院资深医生说。

　　监管政策陆续落地

　　更好保证诊疗质量

　　互联网诊疗出现规模性增长始于2018年，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截至2021年底，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

　　这些年来，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的医疗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质、设备设施保障、服务流程规范等提出要求。尤其是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发布后，备受公众期待。

　　该细则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核、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点作出详细规定。

　　对于上网能看什么病，细则要求必须符合复诊条件：患者就诊时应当提供具有明确诊断的病历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由接诊医师留存相关资料，并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邓勇认为，这些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且赋予了医生更多专业权限，进一步明确了服务边界、监管边界，有利于互联网诊疗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对于线上诊疗的质量监管是否与线下诊疗相一致，细则给出了肯定答案：要求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将互联网诊疗纳入整体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对于没处方也能买处方药，细则严禁“先药后方”：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这一点在邓勇看来，尤其值得肯定，“符合目前互联网诊疗‘回归严肃医疗’的主旋律，有助于将行业发展引回‘保障人民健康福祉’的正轨”。

　　他同时指出，要让“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多重因素，比如应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它和部分助理医师一样，都是没有获得处方权的主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还存在不足，处罚对象局限于‘人员’。后续修改时应该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特殊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应当与‘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一样，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邓勇认为还应明确责任承担规则。“目前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权责依然通过合同调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多点执业的医师来讲，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医疗机构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合同约定‘出具处方不当造成损害的，在医疗机构赔偿后应主要由医师负担’，那么医疗机构就实质上规避了损害责任的赔偿风险，这有违权利与责任应当对等的原则。”

　　完善药品追溯体系也不可或缺。邓勇提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处方源真伪的审核，对处方源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完善关于处方源的法律法规。利用互联网优势，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工作。同时完整保留交易记录和交易证据，确保监管能够追根溯源。

　　(文中在线问诊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