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湾区经济正式起航
当前，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实现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南、中、北整体布局的优化，更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升级。
发展基础坚实
长期以来，无论是综合实力，亦或是经济活力、对外开放水平，粤港澳大湾区毫无悬念地入列国内城市群的第一梯队，与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相比也不遑多让。《规划纲要》显示，2017年大湾区经济总量就已达到约10万亿元，总量接近同期的纽约湾区，进出口贸易额是同期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大湾区内拥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和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彰显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突出的区位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充足的创新要素、完备的基础设施、高度国际化的叠加效应。作为国内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适时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窗口期，成为最早参与全球竞争及国际分工的地区之一，走出了一条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夯实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腾飞基础。
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关键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内蕴藏的创新要素则为大湾区的腾飞加足了燃料。在《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圳和香港作为“创新集群”排名世界第二位，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众多。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园区不仅为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抓手，还贡献了一批潜力巨大的新产业、新业态。
不仅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内交通网络的完善也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扫清了障碍。其中，漫长海岸线、良好港口群和完善的机场及航线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向外发展的海上及空中通道，高铁、城际、地铁、跨海大桥、高快速路搭建起的路网体系，则进一步密切了大湾区内的物理联通。
强化内部协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隔海相望的地理条件，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地理条件，如何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协同效应无疑是《规划纲要》要重点解决的命题。
单独看粤港澳大湾区中的“9+2”城市，优势虽然突出，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香澳地区受限于狭小的土地空间和紧张的人力资源供应，广东则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以湾区经济的模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通过内部要素流动和空间共享有效解决诸如此类的困囿。
从《规划纲要》来看，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合理分工及功能互补、加快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将成为强化内部协同的两大着力点。空间布局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并明确了中心城市、主要城镇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将通过一系列重大项目，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除交通领域外，粤港澳大湾区将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在城市建设和互通互联方面大打“智慧牌”。
随着内部联系的加深，粤港澳三地的优势将进一步辐射放大。其中，借助港澳的对外开放窗口，可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进而形成“大船带小船”联合出海的发展态势，延展湾区整体与全球的接触面，现有产业链的延伸、高新技术的转化也可在更广泛区域内找到合适的“生长土壤”。
聚焦创新驱动
《规划纲要》显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战略定位之一。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优势，打破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将在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三方面集中发力。
在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突出“合作”二字，不仅强调要加深港澳与内地的合作，还强调产学研要深度融合。《规划纲要》提出，要更好发挥内地与香港、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要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建设培育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推进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推进香港、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建设。
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解决技术研发的人才流动、资金供给问题。其中，为进一步拓宽融资途径，粤港澳大湾区将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支持粤港澳在创业孵化、科技金融、成果转化、国际技术转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