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张维迎：知不知，小平也(2)

在西方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失败，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的自私。这种解释当然没错。但哈耶克证明，即使撇开人的自私，仅仅由于人的无知，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利他主义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实际上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本质。他们以为，经过适当方式挑选出的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关，只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总有办法收集到制定经济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际上，他们把有关事实性的“科学知识”和统计信息，中国舆情网，理解为制定计划唯一需要的知识，没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但不能系统组织的知识——默性知识，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种优势，只有当立基于这种知识的决策是每个个体做出，或者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知识才能得到运用。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拥趸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他们无法洞见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决策中体现的企业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中央计划取代个体决策，导致了人类的灾难。

当然。人类的无知也意味着，市场可能出现协调失败，企业家也会犯错误。

但是，在考虑一种经济制度的可欲性时，我们不应该把现实中的某种制度与经济学家想象的、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相比较，而应该在不同的实际制度之间做比较。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有效率的，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由于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人们总是有积极性即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别人犯的还是自己犯的。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可以减少亏损。因此，市场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决策者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事实上，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可能是错上加错地掩盖错误，结果通常的情况是，一系列的小错误累计成大错误，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许人也。但从中外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他领悟到了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证明的结论：市场优于计划。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因而相信农民自己种地比公社干部指挥农民种地好，“傻子”年广久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业家决策比官员决策更有效，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邓小平发起市场化和分权化经济改革的认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讲，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遗憾的是，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不能自拔。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貌似“艺高人胆大”，实则是“无知者无畏”，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结果是，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伤害。

改革就是干中学

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与哈耶克一样，邓小平认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是持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设计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的原因。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明白，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修大桥，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而必须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渐进式改革思路最直观、最朴素、最形象的表达。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所有知识一样，改革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个体和领导集团都不可能拥有操作改革过程所必须的所有知识，邓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不断受到批评。不论批评者对它的缺点讲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实际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负”，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就我所知，国家体改委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为己任，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总体改革方案，但每一个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没有一个方案称得上是施工蓝图。这不是因为起草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制定一个改革蓝图所需要的足够知识。

邓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陆续地显现出来。因此，他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搞“眉毛胡子一把抓”。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不感兴趣。

由于同样的原因，邓小平主张搞改革先搞试验，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大胆推广。最为世人称道的试验是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区，承担着为未来中国探索一条出路的使命。

事实上，在邓小平时代，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不是从试验开始的。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工资和用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概无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这样重大的举措，他也说，可以先试试，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实在不行了再关掉。

邓小平知道，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改革过程中免不了犯错误，但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必要调整留出余地。他总是鼓励各级官员大胆地试、勇敢地闯，不要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错误。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因而在他的领导下，宁可改革犯错误，也绝不允许不改革，便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氛围。许多成功的改革举措都是各级地方官员冒着风险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