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阵地

　　杨雪冬

　　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城市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各种矛盾的累积地点。城市的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阵地。就空间而言，城市化对治理提出了以下挑战。

　　空间的商品化和空间的公共性不协调。人们向城市的集中，造成了土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空间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实现了商品化。在城市里，人们生活在空间中而非土地上。对于大部分从农村流动或者移居到城市里的人来说，空间是有限的，只能满足居住的需要，并且生活其中也需要购买各种服务，而不能像原来那样依靠自己的土地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这就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人们更加依靠市场以及国家。空间的公共性也显得愈发重要。因此城市化在加速人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中，也使以土地为基础的治理向以空间为基础的治理转变成为必要。

　　空间的多元化与空间的协调性的矛盾。城市边界的开放，大量人员进入城市，舆情网，并且在城市中流动，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关系，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行政隶属、地域分布转变为分工、收入、消费以及身份认同等，并不断地细化，由此形成了持续的多元化社会空间生产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相伴的还有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显性化，这推动了社会群体空间意识的苏醒和对于空间权利的争夺。空间的协调除了要调节不同群体，尤其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对于空间的利益诉求外，还要考虑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在多元化条件下，保持城市空间内部的协调性成为新的问题。

　　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日益分离。这种分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流动性加强而出现的。住房的商品化、就业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产业布局的调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特别是相互距离的扩大，压缩了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交往的时间，使得生活空间简化为私人的休息空间。而留在生活空间中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对于生活空间有更具体的需要，但是在空间权利表达上面临着各种障碍。这样，虽然城市人口在增加，以居住小区为载体的生活空间在扩大，但生活空间的治理远远没有跟上。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脱节。个人权利意识以及居住空间的楼宇化，大大强化了私人空间意识。但是，居住的集中化也需要构建起适当的公共空间，为人们交往提供基础。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构建滞后于私人空间的强化。其原因为：一方面，公共空间在物质形态上受制于掌握规划主导权的国家和资本；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构建需要积极的公共参与、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公共空间的滞后制约了公共意识和城市认同感的形成，加重了城市社区的陌生人化。

　　规划空间与实际空间的脱节。在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规划先行，但是许多地方的规划经常脱离当地的实际，误导对现实空间的设计和改造。或者是规划的尺度过大，忽视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条件；或者是规划简单照搬，甚至拙劣模仿其他地方，尤其是发达地方的景观风格，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生活肌理等，打造新的景观、建造新的城市；或者规划只重视地面建筑，忽视地下基础设施；等等。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些城市虽然规划得很宏大，建筑很气派、洋气，但是由于居住人口有限，城市里缺乏生气，沦为“鬼城”，出现大量烂尾工程，荒废大片土地。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脱节。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是与网络化同步而进的，而互联网在城市中的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城市化的速度。与现实空间相比，虚拟空间的进入门槛低，社会身份隐蔽，交流表达自由，产品更新快，因此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人们交往的新平台、消遣的新手段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方式。尽管在虚拟空间中有着海量的信息流动、多样的群体分类、频繁的社会互动，但是虚拟空间并不对应于现实空间，尤其是其不断繁殖的新形态超出了现实空间治理机制的覆盖和回应能力。即使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们，也由于缺乏交往，陌生成为常态。这也制约了社会信任的建立和发展，增加了空间有效治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