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的建设者

2018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周边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1983年，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枝独秀”。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从小渔村变成大都市，创造了城市发展的奇迹。这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承载着“杀出一条血路”的特殊使命，从诞生之日起，就用一次次“不可思议”为神州大地送去一个个惊喜。其中一个奇迹，就是在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建设中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上世纪80年代初，为满足纷至沓来的市内外单位的办公需求，深圳决定在当时国内没有超高层大楼建设先例的情况下，建设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1983年，国贸大厦主楼开建。在施工方的大胆创新下，这座53层大楼主体标准层的建设从最开始的7天一层，提升到5天一层、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创造了持续3天一层的空前高速度，跻身世界建筑业的先进行列。而同时期，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今天，位于深圳主干道旁的国贸大厦已经毫不起眼，但谈到当年其建成引起的轰动和带来的影响，时任国贸大厦承建方物业公司经理的马成礼依然心潮澎湃。

“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座正在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的论调，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当然，国贸大厦‘神话’的背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马成礼回忆道，“当时面临着‘基础设施匮乏、设计理念落后、技术工艺不足、建设资金短缺’四大难题。”

作为特区成立后首批进驻的基建工程兵，彼时深圳的基础设施匮乏得让马成礼们至今记忆犹新：整个深圳市区其实还是原来宝安县深圳镇的规模，镇上只有一条200多米的小马路，大载重车开不进去；只有一个供本地2万人用水的小自来水厂；通讯方面只有区区几百门小交换机；原来的镇医院也只有十几个床位。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第一高楼”，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各方能做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建设之初，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设计问题。

当时，国内工程建设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设计为主体来确定建设方案的理念。参与建设国贸大厦的各方打破了这一传统，成立了四方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先后考察了国内外多地，大胆地做出了将国贸大厦增高到53层、把外墙改为玻璃幕墙、引进观光电梯、在顶层增加中餐旋转餐厅以及直升机停机坪等一系列国内尚无先例的决定。

设计方案确定后，技术工艺上的难题依然横亘眼前——国贸大厦建设中拟采取的“滑模施工”工艺在国内尚未被大规模使用，此前该工艺在项目实际试验中也遭遇了数次失败。

工期一天天临近，再不开工，大厦将无法按期交付使用。

施工方顶住压力，冒险用外汇券从香港采购了一批先进设备，新设备运到的当晚就连夜开展滑模试验。在“边建设边钻研”的情况下，施工方经过整整4个月的技术攻关，才确保国贸大厦工程建设越干越顺，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之时，资金短缺问题又凸显出来。建设之初，虽然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地皮，各单位也认缴了部分集资款，但后期由于国贸大厦改进设计，导致建设预算增加，后续资金和外汇只能自筹。

为筹集到足够资金，承建各方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最终为国贸大厦的建设筹得了上亿元资金。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作为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符号，并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个单位创造的，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靠的是特区人民‘敢闯敢试’的精神，靠的是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施工工人的拼搏努力和实干。”马成礼感慨道。

退休后，中国舆情网，马成礼和家人经常到他曾参与建设过的那些大楼逛一逛，但去得最多的还是国贸大厦。他坦言：“当年虽有预期，但还是不敢想象今天的深圳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年的‘深圳速度’主要是指深圳工程建设之快，而如今的‘深圳质量’则显示了深圳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与可持续性。”

马成礼说，希望将来的深圳能“更上一层楼”，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继续当好“排头兵”。（本报通讯员 罗文潮 胡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