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救亡、启蒙与国家重建的五个任务

内容摘要：许老师最近在《自由主义的五大战役》一文中，勾勒出了人类现代化数百年进程风云跌宕的宏大图景，其中“八大案例”、“转型四系”的提炼，可以说是将几百年的惊心动魄都给“一言以蔽之”了。政治重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性尊严、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现代理念的张扬，以及法治、民主、人权、自由成为基本共识。这里的法治重建，指的是我们曾经有过有效的法律传统，现在应该基于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建设我们的现代法治。第一个是法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能力悖论”，也就是说，在后发国家和地区中，凡是法治转型中没有强大国家能力的，转型通通失败。传统法治、全球法治和信息法治，叠加在一起，很可能会带来轴心时代般的全新治理模式和理论范式。

关键词：重建;政治;法治建设;改革开放;西班牙;主权;中国问题;文明;俄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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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老师最近在《自由主义的五大战役》一文中，勾勒出了人类现代化数百年进程风云跌宕的宏大图景，其中“八大案例”、“转型四系”的提炼，可以说是将几百年的惊心动魄都给“一言以蔽之”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法俄”一系，但也有某些具体的方面，与德日问题或者西班牙问题颇有相似的旨趣。

　　就中国问题而言，舆情网，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也将近两百年了。虽然大体上属于法俄一系，并在某些方面与徳日或西班牙有类同处，但仍有其具体场景。一方面，英美法俄德日西班牙等国，除了日本一度面临“亡国”压力外，他们都不如中国那样面临“救亡”问题，因为只有中国面临日本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另一方面，除了日本、俄国外，甚至俄国都不一定同意，这些国家整体上也不会如中国一般“悲壮地”认为自己有“启蒙”问题，因为“启蒙”在文艺复兴之后，就专属于西方对其他地方的特权，骄傲的欧陆不一定承认英美对他们进行启蒙的特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很少有哪个国家如同中国一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统一的政治和文明的自信。

　　因此，中国问题就有着既不同于英法美徳这样“现代化”的先进者的使命，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无论是对于西方徳日俄这样西方现代化优等生中的后来者，还是其他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者（当然，也有韩国、越南这样的例外）而言，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国家建设问题。这里的国家建设既可能是政府建设(state-building)，比如西班牙、中国台湾、日本；也可能是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比如菲律宾、南非等一些原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地方；而对于中国——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大陆——来说，这两个问题都存在，也又都有所不同。我们本来就已经有政府和国族，但的确又面临着建设问题，所以我称之为“国家重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无到有地建设，而是在既有基础上的重建。那么原来已经有的东西，既可能成为重建的基础，也可能成为重建的约束性因素。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家重建”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这里面既有“生死关”，让中国人吃饱、穿暖，有学上、有房住、能看病，最起码国家不被开除出“球籍”；也有“文明关”，提澌文明，让人道、尊严与自由充盈于中华大地，建设真正的“人民中国”。但冲破历史三峡终非朝夕之功，在鸦片战争近两百年之后，经改革开放的历史积淀，我们仍有五大重建任务有待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