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潜艇专家黄旭华：中华民族必定如日出东方一般崛起(3)

　　黄旭华：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比美苏英法等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大概落后了半个世纪，但在艇的外形、反应堆功率、航速、下潜深度、潜一次能走多长时间等方面，我们的第一条核潜艇比美国的第一条要好。举个例子。美国核潜艇在水下密闭空间能维持多久？他们原计划120天，最后做到83天10小时，我们说它是84天，回来时有几个官兵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我们原想，我们技术没有美国先进，艇员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美国人，美国最多是83天10小时，我们能达到80天就不错了。我们是多少？我们真正做到了90天。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到码头去接他们。船到码头，我们跟艇上通话：“估计你们现在比较困难，为了保证体能、安全靠岸，我们另派一批艇员来接你们，这样安全有保证。”艇上就说：“谢谢你们，我们保证能安全靠岸，不需要你们接。”那个情形确实激动人心，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跑出来，没有一个需要担架。我当时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们拿到金牌了！”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我们把这四句话归纳为核潜艇精神。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只要有坚强的领导，只要下定了决心，要干什么事情，一定能够干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哪一个不是这样！所以钱学森讲过一句话：“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还可能比人家干得更好！”

　　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当拉拉队，给他们敲锣打鼓

　　问：身处核潜艇总设计师这样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您在管理上有哪些心得？

　　黄旭华：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既当所长，又当总设计师，还要当党委书记。那时候实验任务特别重。我的做法是，要抓得起、放得下，大胆放手，让同志们干。我总是把副所长分工好，大胆放手，相信他们，这样我可以大量干我的工作。我不太主张大小事情都是领导一个人干，干不好的。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主张多听同志们争辩，争辩越多越好。

　　问：从核潜艇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

　　黄旭华：退下来后，我给自己定位是当拉拉队，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必要的时候可以当场外指导，但不当他们的教练。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出出点子，但是一句话，让他们放手去干。

　　我的父母学完医以后，就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

　　问：请谈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您和女儿们聚少离多，在对她们的教育上又有什么心得？

　　黄旭华：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医院跟英国医生学医，学完后在汕尾海丰找了一个最穷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医德，老百姓有三句话，叫做爱心、耐心、责任心。

　　我九个兄弟姐妹，除了最小的一个请了奶妈，其他八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那时我们家房子很小，夏天很热，一到晚上小孩就哭闹。不管怎么哭闹，因为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人叫她去接生，她立马就去了。那么多年来，她接生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海丰很穷，好多人接生交不起医药费，我母亲老是说，不要想太多，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你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她到底有多少个干儿子干女儿，她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只晓得她一百岁大寿时，来了好多人，有头发白了的，有中年人，问他们都说自己是她的干女儿干儿子。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刚毅，正直，刚强。举个例子，日本人进来，要他帮忙做事，他不同意，日本人拿着军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跪下，他就是不干。

　　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党的教育培养，都是受父亲母亲影响。所以我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毅力。我常常告诫他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闯，不要人家扶。

　　母亲没有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这个事

　　问：您离家研制核潜艇，才刚刚30岁出头；等到您回家见到亲人，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30年中，您和父母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海军信箱，这是怎样一种考验？

　　黄旭华：我从小离家到汕尾中学住校，母亲就把大家叫在一起唱一首歌，叫《再相会》。此后每次离家，母亲都要找大家跟我们唱这首歌。我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很深的感情。我离家不是不想家，我经常想家，但我会自己去忍受。我往往想家的时候，就在脑子里暗暗地唱《再相会》。

　　我母亲再三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答复，那么长时间母亲也不再问了。当时一方面是出于保密，更重要是工作紧张，所以我父亲和二哥去世时我都没有回去过。妻子再三跟我讲，你必须回去，你不回去会后悔一辈子，家里人也会埋怨你一辈子。好多同志也劝我，你应该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个假。我说我向组织上提，组织上一定会同意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愿让组织上为难。因此我还是自己承担，自己忍受。

　　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骑鲸蹈海赖神将》，这是中国研制新潜艇第一次见报，当时还没有提核潜艇。我当时意识到，保密的门在放开，应该找机会回趟家了。1986年11月，我到大亚湾核电站出差，回了趟老家。这是我30年后第一次回家。母亲见面后，她再也不问我在干什么了。母亲蛮有修养的，她认为不该问了，也问不出来。

　　直到1987年，作家祖慰在《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我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文章全篇没提“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的妻子李世英”。她没想到，被家人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这个事。虽然她也相信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不要家，但对他三十年不回家难免也有一点埋怨。她蛮激动的，她把子女们找过来，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这个事传到我这里，我哭了。我很感谢母亲弟妹们对我的理解。1956年离家时母亲跟我讲，你少小离家，受尽了苦，那时候战乱你回不了家，现在解放了，父母也老了，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我是流着泪满口答应的，但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我常常想，虽然我没有履行我在父母面前承诺的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保守组织机密的誓言。好多人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么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孝！

　　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问：回过头来看，您如何看待你们当年的付出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