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美国“减税成功”？再等等看

　　近一段时间，美国“减税成功”的说法从不同渠道传了过来。当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并持续发酵：中国是不是也该学美国，尽可能多地减税，既能让百姓得到益处，也能让GDP增加，多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啊!情况真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是每次经济下行都减税？

　　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1981-1989)减过一次税，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在里根所处的年代，减税的效果不错，把经济从长达10年的滞胀螺旋中解脱了出来：GDP增速回到3%-5%的增长区间，通货膨胀由两位数降到了6%以下。与此同时，为里根减税提供经济学理论支持的拉弗等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组合，也获得了区别于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总供给学派的美名。

　　近40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将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21%，将个人所得税的7个税段不同程度地减少或增加约1-3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4%。

　　这两件事情传到国内后，使得很多人理解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给企业和个人减税，所以才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好事，中国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问一下美国政府：在里根政府减税后近40年的时间里，每当美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实行减税呢？其实，老百姓眼里的减税和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减税是完全不同的。

　　对美国而言，减税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第一，减税后税收总量减少了，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的话，工资和其他支出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发债借贷吗？借了债，还要付利息，那不是缺口更大了吗？事实上，美国今天的巨额债务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这样垒起来的。第二，减税的预期是，在企业源头减税，少交的税收变为企业收益。如果企业将这部分收益变为投资，经济规模增大后，税收的基数就增大。在低税率下，如果能够在更大的税基上收到比以前更多的税收，减税还是可取的。但问题是减税后，很多企业并没有扩大投资。

　　通过以上这两点其实可以看出，减税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而减税后的债务问题也往往需要由后任总统通过“得罪人”的加税来偿还，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如今，特朗普借助在国会中执政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时机，强行通过了减税法案。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会不会给后任总统带来财政负担呢？笔者认为，仅仅靠美国第二季度的数字是无法回答的。

　　减税背后的中期选举因素

　　美国从1944年开始到1982年，实际上已经施行了38年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总需求管理确实能够逆经济下行周期操作，让经济恢复到潜在均衡水平，但它也有负面后果，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每个经济周期后会带来2%的物价上涨。实际上，到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物价上涨12%，经济增速降到2%左右。显然，总需求管理注重了需求变量，即总投资、总需求、政府采购和进出口，而忽视了总供给变量。当新的经济下行期到来的时候，施行凯恩斯主义的边际收益递减。

　　特朗普政府实行减税后，其短期目的已经达到了。一是今年4月减税后，美国第二、三季度的企业采购和居民购物消费增加。二是如果第三、四季度厂商市场和消费市场购销两旺、经济继续向好，那么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就能让特朗普巩固选举的基本盘，那些和特朗普观点相同的候选人就能当选，特朗普将从华盛顿的局外人变为局内“大咖”。

　　现在国内有些观点认为，不管怎么说，税收降下来对企业和老百姓就是好事。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减税的后果，一个年交税1亿美元的企业，税率从35%减到21%后，税收减少了1400万美元;一个年交税10万美元的企业，税收减少了1.4万美元。美国大型企业比小微企业多了1000倍的减税收益。再比如，美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在8万-20万美元之间，虽然是减税了，但减税后该群体的税率反而上升到了28%-33%不等的几个区段。就像美国民主党人说的一样，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实际上更偏向的是大企业和富裕人群。如果经济增速不能持续，这将是对普通百姓的一次洗劫。

　　中国供给侧改革包含减税效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施行了总需求管理。但是，和美国不同，中国的总需求管理获得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每次经济周期下行都没有累积通货膨胀，而是造成了产能过剩。比如，全世界的钢能产量是15亿吨，我国生产了8亿吨，但自己只能消费5亿吨。当世界经济下行的时候，产能过剩就成了我们的经济包袱。这实际上也是多年施行总需求管理而忽略供给侧管理的严重后果。

　　在2014年的时候，国内就有“挤泡沫、降杠杆、去库存、释产能”的洞察性观点，后来被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的大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事实上启动了很多促进生产能转变的政策组合。比如，多个行业的“营改增”、鼓励大众创新与创业等。如果仔细算下来，可能比美国通过减税达到的产业支持力度更大，支持产业结构变化的意义更大。这对处在中等收入最后一段、人均收入越过10000美元的关键时刻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这些林林总总的产业政策加起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力度并不比美国小。

　　当然，今年以来，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和产业充分结合，使得税收条件基本好转。但是，请大家谨记，一揽子减税的猛药和任何猛药都一样，尽管有积极的效果，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小，税率不是越高越好，但也绝非越低越好。(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