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案：宣扬血亲复仇是理性的迷失

　　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张扣扣的杀人行为与报仇有关。张扣扣所说的“仇”，记载在一份判决书上：南郑法院认定，1996年8月27日，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因琐事与王正军等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王正军用一根木棒猛击汪秀萍的头部，汪秀萍当晚身亡。当年，南郑法院一审认定时年17岁的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由其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赔偿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

　　这份判决下达22年后，年已35岁的张扣扣，持刀杀害王自新父子三人。张扣扣犯案前，有过参军、打工的经历，有些人遂将其行为描述成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壮举。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壮举，还是一种应予以谴责的暴力犯罪行为？网上的争议仍然很多。目前，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在努力接近事实的真相。也许，只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证据得到呈现，这种舆论争端的烈度才有望降低。

　　张扣扣的杀人行为和复仇有关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复仇，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曝光在现代的语境里。

　　复仇的情结，不但在人类的文学作品中长久流行，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个现实迷思。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复仇习惯可谓深入人心，复仇特别是血亲复仇曾长期存在。彼时，复仇是家属和族人一个神圣的义务，社会也承认这种复仇的权利。

　　在缺乏司法力量维持公正的古代社会，允许私人寻仇不足为怪。《周礼》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也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报仇者只要事先去有关官吏处登记仇人的姓名，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另外，也设有专门调解的官吏。

　　随着文化进化，复仇的权利渐渐受到限制。法律机构发达之后，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纷纷收回，私人不再有擅自报仇杀人的权利，杀人也随之成为犯罪行为，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复仇从此被禁止。历史学家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公元前一世纪的法律中就已开始做此努力了。特别是唐、宋以降，法律都一贯禁止复仇。

　　中国古代法律除了积极制止复仇外，还有移乡避仇的办法，消极地防止复仇事件的发生。移乡避仇是一种古代的法律规定，其内容为：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履行赦令，又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规定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瞿同祖论及，到明清时，法律虽已无杀人移乡的规定，但清代条例上有凶手遇赦、被害者子孙不许私自寻仇的规定。立法禁止复仇和移乡避仇虽不同，但二者的用意却是殊途同归：一是使无寻仇的机会，一是以法律的力量禁止再向已受到国法制裁的仇人寻仇。由消极避仇到积极禁止复仇的过程，法律对复仇的防范可谓周密细致，这也可以看出国家法律力量的努力和增进。

　　不过，虽然法律对复仇严加防范和制裁，但是私自复仇的风气在古代仍然盛行。相比将仇人交由法律程序裁判和惩戒，复仇的热血故事往往更能激动人心。有时，舆论甚至某些有司官吏也对复仇者持同情甚至赞扬态度，从而使得人情伦理与法律时常处于矛盾冲突中。

　　在唐代，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复仇案例，引起朝野、舆论的强烈激荡。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杀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张审素的儿子张瑝和张琇，将朝廷大员杨汪杀死于都城，以报父仇。张审素一向清廉正直，却被部下诬告贪赃，朝廷派杨汪前去调查，张审素的下属武将董堂礼激愤之下，擅自杀了诬告者，又以兵丁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其为张审素雪冤。援兵到达，杨汪脱身后，上奏朝廷说张审素谋反。很快，张审素本人被处斩，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二人逃回洛阳，隐名埋姓。一天夜里，二人半路截击已改名杨万顷的杨汪，并用斧头将其杀死。二人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在一副表状里，挂在凶器斧头上。

　　二人被官府捉获后，此案轰动洛阳。都城士女纷纷同情张琇兄弟，认为他们为父报仇，堪称孝烈。

　　为平息舆论喧哗，朝廷下文以告天下：“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经久适用，出发点是救济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杀。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谁都不愿让人说自己不孝，辗转相继，相互仇杀就会没完没了。”

　　后来，张琇兄弟被依律处死后，时人集资葬其于北邙山。又恐杨汪家人报复来发掘，就作了数处疑冢，让旁人无法找到其坟墓。此件复仇事件就此打住，涉事的两家人定纷止争。

　　这只是关于复仇和反复仇的著名历史案例之一。这个案例中，情、理、法的冲突和互动，都值得深思。

　　复仇主义之所以如此广泛、持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渊源。不过，即使复仇主义在民间仍然有土壤，对于复仇行为不乏同情者，但是，随着文化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将私人复仇权利让渡于公共司法惩戒，是社会早已达成的共识。

　　再回到张扣扣一案。张扣扣杀人后，许多人基于之前张母被王家人所杀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公传言，褒扬其为孝烈、英雄，但是，到目前为止，根据公开报道来看，这些传言仍然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张扣扣一案的评价，首先还是要基于司法认定的事实，除非有过硬的新的证据出现。

　　在古代社会，考虑到当时的宗法传统及国家司法能力的羸弱，允许私人复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只能是法律力有不逮前提下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对于张扣扣杀人案，如果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下，就将自然犯的个案想象为对司法不公的反弹和震慑，可能会把大众带入复仇主义的狂热和道德主义的激愤，这可能既带不来真正的公正和祥和，还会消解公众艰难建立起来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摧毁法律契约和社会进步的共识。

　　赞扬血亲复仇，宣扬暴力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迷失和人心的迷思，这是张扣扣案应该带来的反思。

　　文/鲁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