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制度退出——放活市场供销旺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兴街道火龙果种植合作社通过电商销售火龙果。资料图
大事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自此粮食的“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
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1984年粮食产量40731万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到145种。
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1993年4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统购统销制度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曾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一个中国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硬通货”。如今，即便是从那个时代一路走来的中年人，享受着便捷的手机“扫一扫”支付功能，要在头脑中寻找那段物质短缺的岁月，记忆也会变得斑驳。
在新中国成立的69年历程中，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是备受争议的农业政策之一，它曾是在“艰难时期下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支撑着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两弹一星”核心技术，打破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的制度保障；它也曾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形成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的僵化，从“特殊时期”的战略配套保障制度演变成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阻碍。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节点，回首那段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一个普通农户都在掰着指头算粮食是否够吃的岁月，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华民族走出了怎样一条从贫穷饥饿中绝地反击的大国之路，中国农民以怎样的耐性与坚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中国共产党人，又是以怎样的智慧和勇气，在每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把紧舵头，将改革进行到底。
一担炸药——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报告了一个情况，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支赤字40亿斤。比这个赤字数字更严峻的，是1953年的小麦受损，预计减产70亿斤，夏粮收购将遭遇更多困难。
问题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毛泽东让陈云担任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六月底，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讨论后，得出12个字：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这12个字，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真实写照。嗷嗷待哺的新中国像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人均国民收入不到印度的一半，是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仅有的机器制造业，是为英美进口的机械“搞修配”。
“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的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人家的附庸国。”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同志做出了这样论断。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导致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度城镇居民对商品粮的需求比上年猛增31%。而新中国成立刚刚5个月就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经济关系的对外开放之路堵死，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重担别无选择地落在的中国农业、中国农民的身上。
市场上的导火索终于出现，1953年9月4日，仅仅两个小时，北京市场上能够被买卖的粮食被几大粮商收购一空。小农经济增长不多，城市粮食需求年年增加的矛盾，终于到了不得不用制度力量来进行调节的时候。
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一撮米要煮成一锅饭。临危受命的陈云在当年的全国粮食会议上说自己肩上挑着的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进退维谷的时局之下，陈云决定选择“彻底”的办法——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稳定粮食收支渠道，尽可能增加收入，降低支出。
不是没有想过更温和的办法。决策制定之初，中央很多领导反复斟酌，他们问陈云“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
陈云列出了八种方案，权衡利弊，其他七种较温和的方案被一一否决。征购粮食，一旦政策执行不当，可能会“挨农民的扁担”，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又势必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要建设了。”陈云指出了暂时可以保证“不挨农民扁担”的另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
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需要有决策的担当。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计划收购被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称为“统销”，1953年到1992年底，“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在我国实施了39年，小半个世纪。
交公粮，卖余粮，就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淳朴的感情，在农民那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如今已经79岁的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东店村村民付志春依旧记得自己的父辈们在秋收时节交公粮的场景：“用人扬，用扇车打，越沉的粮食会落在越远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父亲伯伯们要精挑细选出来交给国家的‘好粮’‘爱国粮’。”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计算出，在那段胼手胼足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岁月中，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付出了多少。
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随后，征收“过头粮”的情况开始出现。为了保证粮食供应，统购统销中不仅征收了农民的余粮，还开始收购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待供应保证后，再将这些“过头粮”返销给农村，而返销回来的粮食，总体要比从农民那里收购走的“过头粮”要少。
与此同时，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132种农产品实行派购。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由于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形成了“剪刀差”。
在城乡工农业产品形成“剪刀差”的岁月里，中国工业开始大踏步前进。第一辆汽车、第一辆拖拉机、第一家飞机、第一枚导弹……1950年～1977年，中国工业以11.2%的发展速度奔跑着，这个速度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等世界强国。刚刚从战火与饥饿中站起来的中国农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隐忍，扛起了新中国国民经济与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奠基石。
一筐蔬菜——
改革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今年56岁的河北省邯郸市市民杨峭梅对票证依旧有着深刻的印象。家中父母兄妹五口人，全家一个月凭粮票可以领100斤粮食，肉和油是每人每月半斤。杨峭梅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承担着家里买肉的任务。“我自小对肥肉过敏，吃上一口就浑身长红疹。但是因为肥肉能熬荤油，每次买肉，我宁可自己一口肉都吃不上，也要踮着脚尖眨巴着眼睛跟供销社的师傅说好话，希望他多给肥肉，少给瘦肉。”
城市人的物质匮乏如此，农民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更是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农民没有粮票，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土地，甚至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
在河南省禹州市东关村当了46年村支书的周遂德清楚地记得，1974年，为了给村里弄几吨化肥，他和当时的一位村干部南下湖北武汉、襄樊等地：“当时买化肥是件大事，更是件难事，要多方求人。家里人给我们烙了整整三十张饼，一路往返就靠着饼就凉水。买到了化肥，我一路没敢坐在车里，在货车车斗里守着化肥，顶着风，连夜往回返。”
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存在的弊端也开始体现。在北京蔬菜市场上，农民排队交菜累，菜站不分昼夜收菜累，市民不能及时买到菜的“三不满意”情况并不少见。当时的东方红农业社就遇到一个难题——菜生产出来了，可装菜的菜筐还在菜站排着队，农民们眼看着蔬菜一天天老了，却没有菜筐装运，干着急。菜站那头，菜站职工忙于收菜，连装卸工作都来不及做，好好的茄子、西红柿被粗暴堆积，在单一渠道流通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生产关系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早在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提到，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一项政策的诞生与退出历史舞台，都要静待生产力前进的步伐。
转机发生在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个寒夜点燃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孕育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经过中央的及时总结并推向全国，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焕发，粮食生产的潜能不断迸发，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水平。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农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没有了“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顾虑，农民们精耕细作，不浪费一寸土地的良好传统再一次有了用武之地，拾边作物跟着粮食一起大丰收，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起步，统购统销的制度的松动，也从农村开始。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1985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对已经实行32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改革的方向。从此粮油等农产品从单一的统购统销转向计划定价与市场定价结合的价格“双轨制”。这是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中共中央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而进行的大胆尝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勇敢一步。
其间不是没有反复。1985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阶段性短缺再度出现，粮食收购再次从合同制回到强制收购，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中央坚持了“绝不退回到统派购制度的老路上去”的改革原则，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35岁的高小蒙被派到河南新乡设立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探索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并解决粮食收购价高于城市销售价的“粮价倒挂”问题的路径，改革虽几度面临搁浅，最终还是实现了有益的探索。
2009年，时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曾在中国农业发展六十年媒体座谈会上讲，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要解决统购统销制度的两个弊端，一个是农民利益实际上是要靠“价值实现”来得到实现，第二是资源要通过市场来调节，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按价值规律办事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一篮鲜蛋——
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闯出快车道
1984年7月29日，农民日报社收到一封名为《哈尔滨二商局坚持鲜蛋独家经营民主乡畜牧服务公司屡受刁难打击》的读者来信，写信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民主乡的农民蒋文林，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联合六户农民，自筹资金成立民主乡蛋畜收购服务站，“绕过”曾经有鲜蛋独家经营权的哈尔滨二商局，为副食品商店代购边远村子鸡蛋过程中的遭遇，“二商局认为是‘掏’了他们的腰包，采取种种措施刁难打击。先是扣发交蛋时该发的平价饲料票，……又鼓动有关部门指责我们‘违法卖蛋’。”
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动了早已习惯“一统江湖”的农产品收购部门的“奶酪”，蒋文林的鲜蛋收购服务站让边远村庄的村民实现了“交蛋不出村，饲料送上门”，却遭遇工商部门的“围追堵截”，恰恰反映了当时农村改革对城市改革的促进，反映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改革必须与生产领域的改革同步进行的迫切需要。
这一被称为“鸡蛋碰石头”的公案经农民日报关注后得到了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的过问。当年的10月6日，蒋文林和其他6户农户拿到了他们应得的平价粮票，时任哈尔滨市财办副主任的王兴业当众宣布，今后财贸口不但要支持蒋文林等人，还要大力支持民主乡发展商品生产。
改革的脚步只能向前。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如何避免大锅饭的问题，为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经济找到了办法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那么，农民从土地走向市场，在流通领域寻求农村经济的延伸，就成了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第一步的改革，发生在农村内部，第二步的改革，从农村延伸向城市，触及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国农民再次用曾经撑起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健壮手脚，为自己拓出一条走向富裕的市场经济之路。
他们，要跟市场见个面。
站在每天吞吐量为1.8万吨蔬菜和1.8万吨水果的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面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如今亚洲最大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在1985年，只是丰台区菜农用几条铁丝网作围墙，几辆三轮板床做货架的“新发地农贸市场”。
新发地市场创始人张玉玺清晰地记得，1985年，北京放开了肉、蛋、蔬菜等5种农副产品的价格，同时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有了直接面对市场的自由，新发地村的菜农们纷纷开始在村口摆摊卖菜。
“丰台区工商局找到我，建议组织菜农成立批发市场。”张玉玺说：“怎么经营市场，谁也不懂。但慢慢市场搭起了棚子，建了仓库，商户留了下来。”
如今的新发地，农产品不仅来自全国各地，更来自海外几十个国家，农民们从用一杆秤、一个三轮车交易，到如今手机终端收款、APP订货。“从只能种不能卖，到自己种自己卖，再到学会春天种什么对，秋天卖什么贵，农民与市场的接轨来之不易，所以也就格外珍惜。”张玉玺说。
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1992年底，由于连年丰收，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党中央适时选择了放开粮食价格，不仅没有出现抢购，还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1993年，全国有90%的县市放开粮价，数万个粮食零售点遍布城乡，粮食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宪法》，粮油真正实现了敞开供应，市场调节，统购统销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开始驶上快车道。
如果站在今天，将日历一张张往回翻，我们会发现农业领域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过程从未停歇。
每月月初，农业农村部召集的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都会发布玉米、大豆等5个大宗农产品的供需平衡表。供需平衡表制度的建立，不仅让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有了风向标，也让我国的大宗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上的话语权。
与公开、透明、全面的信息相匹配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越来越高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在优势农产品产区，国家级农产品专业市场正在发挥价格形成中心、产业信息中心、物流集散中心、科技交流中心、会展贸易中心等五大功能。而农民家门口的田头市场正在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对提高农户营销能力、发展新型流通业态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形成机制不断完善。2016年，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取消揭开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序幕。玉米价格离开国家最低收购价的保护，直面国际市场，持续多年的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扭转。粮食价格从统购统销年代的“人为压低”，到“保护价抬高”，再到如今真正随行就市，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彰显着现代化农业体系中大国三农的高度自信。
当北方市民用手机“扫一扫”功能在无人超市购买一只产自千里之外的红心柚时，如果转身去看曾经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了近半个世纪的票证制度，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到今天物质极大丰富的可贵之处。
回眸改革开放40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数鼎力改革的先驱者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正如同统购统销在我国农业制度史上的出现与消失，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辅相成、进退相依的“双人舞”中，有些过去肯定了的制度，现在可能要否定，有些过去批判了的做法，未来可能要推广。新旧交替之间，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唯有改革，永远在路上。（郭少雅 陈艺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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