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新政剑指职业联赛乱象

       
        穿过漫天的流言和不厌其烦的辟谣，中国足球新政20日终于在黄浦江畔落地。相比此前政策，新政设置了“四大帽”限制投入，而外援不受工资限额影响；U23政策稍有变化，但外援政策不变；诸多变与不变之间，制度设计上的“用心良苦”与“精准施策”，值得玩味。 　　“四大帽”与外援身价：鱼和熊掌要兼得
　　新政的核心与焦点毫无意外落在限制俱乐部投入的“四大帽”上。根据规定，2019年中超支出限额封顶为12亿元，俱乐部注资限额则为6.5亿元，亏损限额则定在了3.2亿。这3项投资限制还会在之后3年再次减少，直至2021年。
　　国内球员的薪水同样受到限制，最高标准不得超过1000万，而参加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的国脚可以在此基础上上浮20%进行调整。同时，外援并不在工资限额的限制内。
　　也就是说，新政仍给俱乐部留有引援和投入的空间。只是在支出限制下，隐形的“软性工资帽”仍在起作用：整体支出受限的背景下，外援投入如何取舍，球队薪资比例如何平衡，是留给各俱乐部管理层博弈的“第二战场”。
　　国脚薪资浮动的规定也是响应了球迷对于国脚国家队“出工”，俱乐部“出力”的质疑。为国出战不再停留在一项荣誉，更能直接带来真金白银的利益。
　　这样的“勾边”与“留白”，展现的是足协“鱼与熊掌兼得”的野心：一方面要重新建构市场标准，规范球员身价与合理投入；另一方面也留有资本竞争的空间。想要最大限度保持大牌外援所能带来的联赛关注度的同时，重构中超市场业态。
　　报名制度微调与外援政策：脚踏实地也仰望星空
　　新政另一处引人关注的调整，就是中超准入制度的微调，其中增加了对U21球员和女足球队要求。
　　新政规定：在维持原先U23球员出场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提出申请中超、中甲准入的球队在报名大名单中应有本俱乐部培养的U21球员，这2名球员必须出自该俱乐部的青训并参赛3年以上。
　　虽然是“微调”，但却足以把一些俱乐部浮躁的心压了下来。在这样的标准下，几乎堵死了以”烧钱挖人“方式吸引年轻球员的可能。
　　这次U21准入政策公布后，恐怕不少中超球队会再次陷入“U21球员荒”中，租借年轻球员的计划也不再现实，这无疑会“逼”着中超球队脚踏实地搞青训。而对女足球队的要求虽然暂时不是硬性标准，也将或多或少缩小女足成绩与待遇的巨大反差。
　　同时外援政策与上赛季保持一致，注4上3，不区别亚洲外援。
　　不能否认的是，过去几个赛季联赛的火热与大牌加盟不无关系。但他们也压榨着本土球员的生存空间。在新政多重制约下，虽然依旧保留着大牌外援加盟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以往“群星璀璨”的情形难再。
　　外援政策的保留也意味着亚洲外援在中超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实在支出限制背景下，亚外的性价比已并不存在优势。这都意味着国内球员将有更大的空间。参考CBA联赛近年来国内球员的相继爆发，新政追求的，是足球场上也会有更多的国内球员发光。
　　而政策出台的用心，则是想要在U21和外援政策双重作用下，当球迷在中超赛场“仰望星空”之时，看见的不只是外国的星光。
　　及时管控与干预市场：要一万年也要争朝夕
　　毫无疑问，这次政策直指过去几年中超联赛“金元足球”旺盛的虚火。根据足协提供的数据，7年前，恒大年投入5亿，便足以称霸中超。七年后，恒大年投入约20亿，仅仅是争冠水平。作为恒大王朝的终结者，自上港集团入主球队以来，总投入超过了60亿，平均年投入近20亿。亚冠级别的球队中，今年的投入也超过了10亿。
　　职业联赛当然少不了资本的投入，但前提是市场环境规范合理。如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李毓毅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搞联赛不是比着烧钱，一个俱乐部投入20个亿，另一个投入3个亿，这个游戏怎么玩？”
　　无序市场下，如果任由资本泛滥，势必形成垄断，当整个联赛成为少数资本家的游戏，当投入产出比不在合理的范围内，看不到回报的第二、第三梯只好选择节制投入，直至退出游戏，这样的恶性循环当然不是中国足球所希望的。
　　实际上，包括中超第一集团在内的多家俱乐部对于庞大的“薪酬支出”早有微词，不过为避免在竞争中落伍，他们只能咬着牙死扛。
　　足协顶着“干预市场”的非议出手调控，只因现行环境下，足球环境的整治只能是由上至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把新政的价值扩大到根治中国足球，未免步子迈得大了些；而将其靶向释放至当前国内足球市场的乱象，似乎就更加合情合理。
　　姑且拿出一些耐心，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足协的新政。说到底，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短期形成，也不可能速战速决。因此任何试图迅速“扭转乾坤”的策略都会被冠以“胡作非为”的名号。如同以谎言印证谎言得到的只能是谎言。但若以阶段性的诉求来看足协的策略，就显得合理的多。如同考试中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都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