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建设步入黄金时代 实现“质”与“量”的双提升(2)

　　走出国门，多与国际学者交流，是大多数中国智库的共同目标。中国智库也正在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说：“近年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积极进展。”  

　　近年来，智库论坛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国际峰会的“标配”。2012年，中非智库论坛被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年7月初，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等议题。2015年，史上规模最大的G20智库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G20成员国的500多名智库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翌年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建言献策。去年，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成立，旨在促进五个成员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在国外就特定问题与外方合作举办研讨会，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以2016年7月5日，也就是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推出前一周，在华盛顿举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最令人瞩目。中美智库就南海问题展开全面讨论，敦促各方以务实的态度，缓和局势。王文回忆说：“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会上发出‘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引起全球舆论集体报道，堪称当年在国际社会的振聋发聩之声。”  

　　在海外设常驻机构，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另一种途径。2015年4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在华盛顿共建中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南海问题，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成为我国首家走向海外的智库。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成为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它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专家学者联合开展研究，携手进行田野考察，合办研讨会。“这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大胆创新，”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黄平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同时，国际智库也与中国智库合作，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例如，2006年，国际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分支。  

　　引进外国学者也是中国智库实现国际化的另一种方式。不少海外政要以“顾问”“研究员”等名义参与中国智库的建设。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聘任了包括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在内的40多位外国知名专家。

　　将文章和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发表在外媒上，也是中国智库融入国际学界的一种途径。去年6月，《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英文版）在英国伦敦发布，这是在海外发布的第一本中国智库报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原创术语成为了海外智库的研究重点。 

　　王文说：“不可否认，过去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建设突飞猛进，实现了多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短板尚存

　　许多业内专家认为，尽管中国智库建设已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国际顶级智库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人才的短缺正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原因。 

　　王文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智库已经开始引进一些外国精英，但这远远不够。而且，人才的流动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舆情网，中国智库不但要吸纳国际优秀人才，还要输出人才。但是，中国智库尚未拥有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能力。他说：“真正能够用英文流利发言且能讲清中国发展与改革逻辑的中国智库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王文建议，中国应构建一个全球人才选拨与吸纳机制，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同时，中国还应培养更多既能扎实做研究，又懂国际交流的本土多面手。 

　　中国智库的另外一个短板是尚未形成享誉全球的品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只有1.2%的本土智库跻身世界百强。而且，在世界20强智库榜单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于运全说：“在一些国际重大议题上，缺乏能发出中国声音的智库领军人物。即便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权威的产品和声音也不是中国智库提出来的。”他认为，如何去创新、引领一些标识性的概念，是中国智库共同面临的挑战。 

　　国际交流能力不强也是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原因之一。王文说：“一些中国智库在海外设常驻机构，智库媒体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但他也坦言，在中国智库的海外分点如何融入当地这个问题上仍困难重重。 

　　中国智库的上述短板，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知识产品国际交易方面的逆差。王文认为：“中国思想还很少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在思想与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上，中国仍处于绝对逆差。” 

　　麦甘教授强调，智库除了要研究关于社会和政府中长期发展方向的问题，还应关注实时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国的某些智库体量太大，太官僚主义，没能对当下的现实问题，甚至是中长期的问题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