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特点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之中，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准确认识这些新变化新特征，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演变。

　　一、经济领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进一步强化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暴露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和危害性。然而，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首先，私有化继续深入扩展。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和IMF将私有化作为对欧盟国家施行救助计划的条件。许多国家也通过深入私有化作为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来应对高额的公共债务。2011年5月，葡萄牙就780亿欧元救助达成一致，条件是政府要加速50亿欧元的私有化计划，并被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出售通信、保险、交通和能源部门中国有企业的股份份额。2010年5月，希腊签署了110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并在2011年7月签署新的协议，两者都需要执行私有化的措施，并要求到2015年达到500亿欧元的私有化份额。希腊已经成立了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其主要任务则是促进公共资产的销售。2012年初，通过与欧洲“三驾马车”的谈判，爱尔兰政府宣布将高达30亿欧元的资产出售，高达一半的收益用于减少债务，而剩余部分可以再投资经济。就这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内，欧洲各国通过私有化筹集了大量资金，葡萄牙的收入为191亿美元，约占GDP的9.0%；其次是希腊为106.2亿美元，约占GDP的4.3%；西班牙为33.9亿美元，约占GDP的2.6%；爱尔兰为40.6亿美元，约占GDP的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私有化的领域扩展到了医疗、教育、能源、安全等公共服务部门。

　　其次，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继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以救市的名义挽救金融资本。美国财政部向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房地美和房利美提供了1875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并投入2500亿美元购买受困银行股票，其中半数用于注资美国银行、美林公司、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和富国银行等9大银行。英国政府的救助资金也主要集中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和劳埃德TSB银行这3大银行。这就导致危机后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在规模上继续扩张、垄断程度上进一步增强。房地美和房利美在短短几年就起死回生，2012年“两房”开始盈利，2013年在美国企业500强中，房利美以839.6亿美元的年度盈利成为最赚钱的公司，房地美以486.7亿美元的盈利水平位居第二，并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从过去的60%上升到了2013年的逾90%。2007年，美国四大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资产规模为5.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49.72%。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证券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证券，富国银行收购了美联银行，使美国四大银行的资产更加集中。2017年美国四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上升到8.61万亿美元，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上升到51.1%。

　　最后，金融市场泡沫继续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央行都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多轮量化宽松、资产购买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另一方面，把基准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希望以此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各国的GDP却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8—2017年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42%，英国为1.11%，德国为1.2%，法国为0.71%。花旗银行2015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全球名义GDP在2010年左右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上升为近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信用却以远超GDP的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即使在2010年处于危机后数值最低点时也有5万多亿美元，到了2015年上升为近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大量的信用增长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停留在金融市场。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屡创新高，金融市场泡沫甚至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以美国为例，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在上一轮危机之前的2007年5月达到峰值27.55，而在2017年4月又进一步攀升到29.19。

　　二、社会领域：工会力量进一步削弱、贫富差距恶化

　　在西方社会以及主流思想理论之中，个人主义盛行。这种观点认为，个人是社会的核心，在市场机制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会基于它对社会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奖励。基于个人至上理念，资本主义工会组织长期被打压，工人阶级被分化，市场模式重塑了个人和社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依然强化对工人的打压和控制。

　　首先，工会组织继续被打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打压下，工会成员率依旧持续下降，美国由2007年的11.6%下降到2014年的10.7%，英国由2007年的28.1%下降到2014年的25.1%，澳大利亚由2007年的18.5%下降到2014年的15.5%，工人的组织性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罢工受到进一步限制。英国保守党恢复了反工会立法，比如要求提前向警察提交举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以及禁止会员通过网络投票来决定是否采取罢工行动。自2008年以来，英国工人实施罢工行动的年均天数比1900-1990年的任何年份都要少。西方国家还继续通过放松对劳动力的监管、提高非正式劳动比例等方式加剧工人的竞争，OECD国家中，大约40%年轻工人属于合同工、临时工，或非自愿兼职工作等非正规就业。这些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工人的处境更加艰难。

　　其次，社会福利大幅度削减。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各国的救市举措使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2007-2015年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从65.5%上升到114%，日本由162.4%上升到229.9%，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这一比重平均由74%上升到115%。因此，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降低债务水平，但紧缩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公共部门和社会福利的开支，紧缩的对象主要针对中低收入阶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削减了90万贫困儿童的医疗保险。在英国，政府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削减70万个公共部门岗位。在爱尔兰，政府雇员工资削减了22%。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已经减少了对残疾人的“粮食援助”，并强制执行冻结了35万非工会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财政紧缩不仅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生活陷入困境，也直接导致许多公共部门职员身心健康水平的下降。根据2015年初的一项调查，英国有近半教师因为压力问题就诊，超过2/3的教师正考虑辞职；与此类似，70%的初级医师因无偿加班而考虑离开国民医疗服务体系。2014年，在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科研体制中，就职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德国科学家斯特凡·格林因未完成申请到更多的科研经费的要求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