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型”增长推动形成“双循环”
“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站在“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
“内涵型增长”如何理解?自主创新与国内大循环如何联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舆情网,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带着诸多疑问,人民网采访了多位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致认为,科技创新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抓住这个“牛鼻子”,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转化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好创新牌 驱动“内涵型”增长
“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何为“内涵型”增长?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韦柳融向记者解释,区别于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数量驱动经济增长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内涵型”增长主要是指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等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面对外需趋紧、国内消费不振、投资需求降低等多重因素,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韦柳融以投资为例称,“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具有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的特征,会带来要素成本上升、边际报酬递减、产能过剩、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等负面影响。”
就技术引进而言,赛迪智库科技与标准研究所所长何颖认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追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部分领域从过去的‘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但是,目前来看我国继续依靠技术引进的外生动力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新形势新格局中实现新发展。”
“经济发展要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低质量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的道路。”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表示,当下我国亟需创造更好的环境,以促进新技术应用的快速迭代升级。
“内涵型”增长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从供给、需求、动力等三方面进行了解读。首先,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企业需要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同时,我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规模,将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多种应用场景,有利于新兴技术在大规模应用中不断改进;而科技创新则会提供“动力”,推动要素结构发生转变,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通“转化链”畅通国内大循环
今年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如何推动”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打通国内产业大循环,关键任务是要补齐产业链缺失环节,强化产业链优势环节,实现产业链整体现代化。”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要让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环节的国内大循环“一路畅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韦柳融认为,就需求侧而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可以增长企业的产品、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我国居民消费升级;而就供给侧而言,增长创新能力,还可以推动解决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现代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协调多主体、多要素,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机制,平台、政策、资金、人才一个也不能少。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新型举国体制便是一个生动案例。”韦柳融表示,对于那些确定性很强的“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通过政府集中力量进行组织攻关,具有非常高的效率。“我们的‘两弹一星’、高铁创新都证明了这一点。”
“习总书记强调‘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核心是要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转化链’。”作为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团队骨干之一的米磊深有感触。他表示,目前科技成果在应用转化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制约。“比如对于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储备、相关政策均有不足,亟待大力支持。”
突破“三道关” 催生创新新动能
讲话中,习近平还对发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提出殷切希望。
多位专家直言,尽管我国生产能力强、市场规模大、执行效率高,在技术攻关、产业提升过程中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但就目前来看,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确还面临三道难关。
一是科技成果转化难。“很多科技成果源自政府科技项目,而在项目立项过程中企业的话语权较小,导致产出的科技成果难以匹配市场需求。”何颖告诉记者。
二是共性技术平台缺失。据了解,共性技术大多为推动科技成果实现工程化、产业化的竞争前技术,我国原本承担行业共性技术供给的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难以继续承担共性技术研发,导致大量科技成果缺乏工程化产业化技术支撑。
三是产学研间的协同创新较弱。由于评价机制、利益导向不同,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合作。
“例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选题与实际应用的脱节,科技人员往往关心的是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成果建立等,对科技成果是否有市场前景,能否得到转化并不是很关心。”韦柳融说。
专家们建议,应通过加强产学研协同联动,共同突破“三道关”。
眭纪刚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需建立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相适应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包括提升创新治理能力,建立和完善功能健全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从政策层面消除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两张皮”问题。
何颖建议,培育更多新组织、新业态、新模式,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独立或联合建立新型产业组织和创新机构,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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