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天津工厂关闭 占有率从20%跌破1%
报道称，三星电子之所以作出该决定是因为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失利，以及该企业将集中力量拓展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市场。
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三星在8月时便考虑暂停天津手机厂运营，转向印度、越南。
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手机业务撤出天津的同时，三星拟在天津投资24亿美元，建设全球尖端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等项目。
外界认为，三星的一“退”一“进”反映了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曾经辉煌：三星手机中国“大本营”
资料显示，天津三星通信为中外合资企业，2001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亿美元。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出资90%，天津中环电子控股10%，初期生产2G手机，2011年开始转产智能手机，除中国市场外产品还远销北美、欧洲等地。是惠州工厂外，三星手机在华的主要生产基地。
天津三星通信曾在2013年三星手机销售额突破15万亿韩元的辉煌时期发挥巨大作用，相当于三星手机的“中国大本营”。
2010年，三星产销手机2亿多部，其中六成以上是在中国生产，而天津工厂产量最多。超能网曾报道，三星天津通信成立的前13年，累计生产超过6亿部三星手机，截至2013年12月累计纳税318亿元，为天津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天津工厂生产大量手机的同时，三星还一度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的份额。
2013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份额将近20%，但此后三星在中国销量连年下滑，如今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降为不到1%，排名被挤到了十名开外。韩联社援引相关调查数据，称三星手机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市场份额已降至0.7%（70万部）。
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华为、小米和其他中国品牌反超。尤其是在定价方面，中国品牌手机竞争力强于这家韩国智能手机厂商。
“炸机”区别对待，三星节节败退
对于三星手机在华溃退，不得不提2016年出现的三星Galaxy Note 7电池自燃事件。
这款于当年8月2日上市的手机，在刚满1个月后，便被三星电子宣布召回，原因是该款手机发生爆炸，调查证实是其电池不良问题。
然而，随后的首次全球召回却并不包括中国。直到10月11日，三星才向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计划。
外界普遍认为，三星补救措施的迟缓让中国消费者在本就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转向其他品牌，“爆炸门”成为三星在中国市场的转折点。
此后，三星推出了Galaxy S8、Galaxy S9手机。即便这些手机在全球市场表现不错，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均低于预期。
赛诺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线下市场销量直线下滑65.8%，仅为447.6万台，每个月平均出货仅约74.6万台，只相当于OPPO的近1/9（线下市场），华为的近1/8，苹果的近1/5。
中国厂商奋起直追
与此同时，从2014年开始，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进入成熟期，华为、小米、VIVO、OPPO四大品牌快速崛起。加之三星手机性能、审美、用户体验均不尽如人意，其市场份额迅速被中国手机品牌蚕食。
特别是三星一直引以为豪的高端市场，也被中国本土品牌占领，消费者对三星的认识度不断降低。
在媒体看来，三星在中国的处境相当艰难，处于苹果和中国手机厂商之间就像夹心饼干。高端机市场苹果占据优势，而中低端市场几乎已被中国手机厂商垄断。
此外，三星的营销推广并没有跟上新一代消费主力人群，同时在渠道和产品质量上不断失分。
移动通讯业务下跌
手机生产线停产可以说是三星电子在移动通讯业务表现不佳的一个缩影。
三星电子2017年财报显示，消费类家电和移动通讯业务均出现下跌；2018年Q2财报显示，受中国手机厂商的冲击，今年二季度，三星电子的移动部门业务收入为24万亿韩元（约合2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营业利润为同比大幅下滑34%。
与此同时，内存芯片业务的业绩表现持续强劲。2017财年，存储类业务营收增速高达54%；今年二季度，三星芯片业务运营利润同比增长45% 至11.6万亿韩元。
在减少在华手机业务的同时，三星加大了在越南、印度等地区的投资。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市，东南亚、南亚国家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三星在越南的投资累计达75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16万个，2017年的出口额占整个越南的20%；今年7月，三星电子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开设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工厂，该工厂预计将成为一个出口中心。
手机“退”与动力电池“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三星通信宣布将于年底关闭的同时，天津市滨海新区官方微博“滨海发布”称，三星正加大了在天津的投资力度，建设全球尖端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等项目，新增投资达到24亿美元。
除了增资扩建之外，三星关闭手机生产线转而布局两大高端产业也被业内认为是其在中国产业战略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
《中国证券报》刊文称，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正在显现，推动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目前中国年轻工程师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同步增长。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使外资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越南等地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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