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财政政策加持 内需再担经济增长“核动力”
从历史上看，内需一直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GDP总值为990865亿元，同比增6.1%，其中，2019年国内内需贡献占比近九成，此前，2018年消费增长贡献率和投资增长贡献率加在一起超过100%，而更早的2008年-2017年10年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超过100%。贡献率最高的年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6%；贡献率最低的年份为世界经济回稳的2017年，贡献率也达到了90.9%。这表明，内需在国内经济增长中担纲主力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有基础的。
从现实来看，海外疫情局势依然严峻，外需萎缩直接对出口形成冲击，通过扩大内需补位出口的现实缺陷，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学者们近来也总是拿此次疫情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对比，那么寄望内需再现2009年的主力角色，再次责无旁贷地挑起带动经济增长，实现目标的重担，也具备相当充分的依据。
为此，不断出台的扩张性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为内需的扩大和效应释放提供制度保障。开年以来，央行全面降准、定向降准等措施次第推出，LPR利率调降、逆回购搭配MLF等工具轮番上阵，全面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有效刺激投资和生产，并着重施力于中小微企业，激活经济基层单位的生产活力，以此维持社会成员就业、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循环，为满足内需提供源头保障。
同时，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政措施加力实施，从企业端着手，减轻企业负担，释放生产、科研活力，从生产生活产品的生产端入手提供制度供给和保障，保持和扩大生产资料消费与生活消费的需求，通过重启特别国债，加快发行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措施，以稳投资，辅助扩内需。
此外，全国已有30多座城市陆续推出几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消费券，直投消费终端，一方面对因疫情中断工作而生活困难的百姓给予贴补，另一方面也是激发居民消费热情，间接帮助部分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加快恢复。
正如业内专家所言，供给和需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孪生兄弟，各自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从供给侧来看，制度供给为扩内需做好了功课，尤其是对于疫情期间涌现出的新兴经济业态，及其对应的新的消费增长点精准施策，有针对性地在网络、物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大政策倾斜，辅以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在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拉动新的需求增长和品质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