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我国构建金融体系的启示(2)

　　贫富差距过大，阻断了彼此的交流和知识的传播，限制了创新[⑤]，打击了人们从事生产和发展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不具备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发达国家最终是空中楼阁。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也在早于《国富论》近20年前，就写出了充满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论》。北欧和日本人均收入没有美国高，但更为平均，其居民的幸福感和人类发展指数也更高（比如健康、辍学率、犯罪率等状况均明显更好）。

　　4、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来看

　　我们把视线拉长，也可以发现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一是长期看投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多年的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为1-2%，这表明虽然有资本的人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贫富差距在拉大。

　　二是收入差距与自由化的程度正相关。比如美国比欧洲更不平等，其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更高。三是财富的不平等要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即财富的集中度要高于收入的集中度，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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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未来的启示

　　我国未来一段时期仍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学习马克思《资本论》，感悟经济学巨匠们对自由与规则、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深刻洞见，总结借鉴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西方金融危机的教训，更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认清资本主义以负债为导向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危害

　　多年来，资本主义以中央银行为首的货币金融体系，维护了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但这套体系的本质，是通过信用和信用货币的创造，以负债为导向来扩张经济，中央银行甚至可以花不属于自己的钱。这极易导致过度开支和经济超越自身能力的不实增长，最终债务积累、泡沫膨胀、经济崩溃。

　　以美国为例，在1960-1980年，其国内部门金融资产与GDP的比例在500%左右，但2007年末，这一比例达到989%，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匹配，最终危机不可避免。而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程度较轻的德国，2007末这一比例为741%，远低于美国。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以负债为导向的货币金融体系下，存在信用和债务主导的持续70-8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从1930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间间隔近80年）：在上升期，人们预期乐观，债务趋升，经济扩张；在下降期，人们预期悲观，债务削减，经济收缩。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以负债为导向的本质和危害，始终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债务增长不超过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不超过生产率增长、努力提高生产率的长期战略。

　　2、充分认识自由和市场的弊端

　　自由有利于创新，市场有利于效率。但自由放纵了贪婪，容易导致不负责任和支出过度，催生债务、杠杆和泡沫。

　　市场常常失灵：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其结果往往不利于公平；市场擅长衡量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却不擅长衡量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市场难以解决外部性、公共品、垄断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市场机制在单向预期的情况下（极度悲观或乐观）也难以达到均衡[⑥]。

　　而且相比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金融市场更容易失灵[⑦]。这是因为：

　　一是金融市场更具投机性。过度投机容易导致泡沫和价格信号失真，价格偏离基本价值，激励体系和结构混乱。

　　二是金融市场更具外部性。货币挤兑造成的恐慌往往危害更大，非法金融活动的涉众性往往更强，金融风险往往范围更广、系统性更强。

　　三是金融市场更容易出现羊群行为、动物精神等所谓合理的非理性行为[⑧]，金融风险传播更快、共振更强。

　　四是相对于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更容易大而不能倒，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五是金融市场中的不少产品缺乏基于公开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比如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的许多衍生产品由于非标准化、透明度低，多是在两个机构之间私下交易，而不像股票、债券那样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这样形成的往往并非均衡价格。

　　因此，我们在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牢记市场远非万能，要给予金融体系比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更多的监管。

　　3、更好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

　　与市场相比，政府可以有效监管、抑制过度投机、改善市场失灵。政府也更擅长调节分配、促进公平、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还有着独特的优势：社会凝聚力更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更快，时滞更短；眼光更为长远，短期行为更少等[⑨]。

　　但我们要看到，政府不利于效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失败。即便是2600年前的老子，也提出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因为：经济难于预测，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无法预期[⑩]；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依然非常年轻，有人说宏观调控是门艺术，我理解这个话的另一面就是其科学性不够，并且与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等不同，经济学奖常常同时颁给两个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者[11]；政府的政策存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影响时滞；战胜市场被实践证明是困难的[12]。

　　因此，政府在制定规则、干预市场时，要始终牢记自身所长，心存敬畏，保持谦逊。政府缩小贫富差距，要注重二次分配，大力发展直接税，而非杀富济贫[13]；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要建立规则、稳定预期，鼓励义利兼顾。

　　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会失灵。当企业由于没有利润而不愿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时，非营利组织便应运而生。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来看，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公共事业部门，其产出占各国GDP的4%左右，其就业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左右，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左右，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左右，发达国家占比则更高。因此，我国有巨大的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4、牢记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需求管理适应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举政治，是短期政策，难于把握，易于误判，长期看无助于提升一国国力，不宜频繁使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