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已成为航天发射的骨干力量
问鼎长天300次的“硬气”来自他们
很少有人见过火箭发射后的样子。
1992年出生的航天工程师李根见过，而且不止一次。那景象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爆炸”：发射塔架旁的铁栅栏被火箭喷射出的高温瞬间燃成黑色，楼上楼下的吸顶灯多半被震得松动，中国舆情网，有的耷拉在半空中，方圆200米的青草全部“卧倒”，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
3月10日凌晨，随着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迸出一声巨响，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发射15分钟后，李根和同事回到这里见到了上述情景。此时，距离发射场3公里外的“现场观众”已经散去——人们似乎更对发射的瞬间感兴趣。
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豪将这次发射定义为“长征火箭由此迈入‘青壮年’”。他说，中国长征火箭300次问鼎长天，“就像一个孩子从孕育到‘襁褓婴儿’，再到长大成人！”
而这，离不开像李根那样冲锋在一线却鲜有被“看到”的年轻人。正如航天科技集团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王双军所说，纵观我国航天事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年轻人才辈出”，而这是航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最重要支撑点。
比肩美俄？
“……5，4，3，2，1，发射！”
齐声喊出这些倒计时的，并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员，而是3公里之外大凉山青岗坝的群众。每当有航天发射，他们便聚集在这个被认作安全区域的村落里，远远地看着。
这一天是3月9日，天刚抹黑，不少人就驱车来到这里，有的从车里搬出小马扎，或高举望远镜，或夹带“长枪短炮”，按捺不住兴奋。
3公里之外却是另一番味道，山谷里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发射前最后30分钟，空气中混杂着紧张与肃静。
李根刚刚从塔架上爬下来，他和另外几位同事不仅是发射后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人，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批撤离的人。
这位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的年轻工程师，在倒计时15分钟的关头，给这枚将要写入历史的火箭做了最后的供气压力检查。一切就绪，已是凌晨0时13分。李根和同事跃入最近的地下室，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
45分钟之前，1994年出生的韩凌云，确认火箭三级仪器件安装完毕后，也刚刚撤离塔架。这位航天科技集团一院211厂的年轻技工比李根还要年轻两岁，但一年将近半年的外场出差，让他的皮肤看上去更加黝黑。
与外界所报道的商业航天挖人大潮感受不同，在这里——中国航天发射的最一线，依然活跃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董重庆告诉记者，伴随着我国航天快速发展，“80后”“90后”已成为测试发射一线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成为航天发射的骨干力量。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我国自主进入太空时代的新纪元。
彼时，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只有300千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尚志告诉记者，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分别达到了25吨级和14吨级。
——近半个世纪过去，长征火箭运载能力提升了数10倍。
49年前，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首飞，是我国当年唯一一次航天发射；而到了2018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全年发射37次，中国航天发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独占鳌头。
与此同时，火箭发射成功率不断攀升。龙乐豪向记者透露，长征火箭300次发射成功率约为96%，一共失利14次；与前50次相比，后250次发射失利只有7次，成功率上升到97.2%，表明质量显著提升并趋于稳定。
他还较了一次真儿：单从字面上看我国的数字很耀眼，但苏/俄、美的发射次数远比我国多——前者3000多次，后者1600多次，成功率分别是93.01%和89.13%，其成功率的置信度更高。“因此，说长征火箭的发射成功率‘是世界一流、而不是第一’更为客观”。
这样的成绩背后，龙乐豪不断提及一个关键词：“年轻人才”。重大成绩背后得益于我国航天工业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包括技术积累、管理机制体制、技术规范，以及年轻人才的不断涌入。
只吃“皇粮”？
如今几十年过去，航天越来越多地走入公众视线，和以往单纯的大国名片、情怀高地不同，近些年愈加密集的发射，加之若干次失利，以及商业航天浪潮的冲击，人们对这个曾经高冷的领域多了更多立体的认识。
在记者此次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经历过的一段低谷——一段被认为真正受到“冲击”的日子。
那是1984年春天，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送入太空，试验队员一片欢腾。但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却莫名地说了一句：“看来航天是搞到‘顶’了。”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道出了对中国航天只吃“皇粮”的担忧。事实上，我国航天事业自诞生之日起，任务就全部来自国家。然而，“皇粮”的供应，却很难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根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航天系统的产品研制费和24万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加在一起不到6亿元。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宇航公司每年仅空间通信营业额就高达数十亿美元。
“国家任务几乎没了，拿什么吸引人才？”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回忆：1984年，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招收的10名硕士研究生，到毕业时走了8名。
一个大胆的构想产生了：走出去！用长征火箭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火箭型号“长二捆”为例，长城公司的黄作义在与美国休斯公司谈判过程中，面对长征火箭的运载能力不足问题，构划了长二捆火箭的技术方案，并绘制了一张图纸，在已成功发射10余次的长二丙火箭上捆绑了4个助推，满足了国际市场发射需求。
如今回忆起来，曾参与“长二捆”方案论证的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压制不住兴奋：这张草图非常经典，先被登在休斯公司的内刊上，后又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杂志上，影响力极大。他甚至认为，“长二捆”的理念甚至影响到了几十年后大获成功的Space-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中国航天人也因此书写了“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商业故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没有吃“皇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