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洞析金融科技发展与政策响应的思维范式——读《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

　　早在2016年我负责筹建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时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提出，让我们（我和时任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组长姚前）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就具体实施方案向他汇报。在现场，周行长提出了很多观点，包括区块链适合在票据、应收账款、跨境支付等领域发挥作用，不要迷信金融科技；能否有用要靠实践检验；作为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央行，人民银行员工的工资待遇尽管比不上那些高科技公司，但仍需要有那么一批人去跟踪了解最前沿的技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很多人对这些新技术新领域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周行长就已经对这些新事物有了一整套的想法，并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预判。

　　汇编近年来周小川演讲的新书《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问世，使得这些观点和想法能够更系统化、更充分地展现到大家面前。这本书读后余韵十足，令人掩卷深思,更在悄然间为我们打开了几扇窗——洞析金融科技发展与政策响应的思维分析范式之窗。　　

　　第一扇窗:金融与科技的关系　　

　　本书开篇就点明，金融业本质上是一种IT产业。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就比较容易分析金融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信息科技和AI的作用。

　　第一，看待金融与科技的关系，需要从纵向上把握历史规律性。大家都知道，现代金融体系是经过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在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实际上吸收了几百年间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科技创新。然而，并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能够完全颠覆整个金融体系。事实上，如果某一种科技创新在运用过程中能够提高效率或者节约成本来帮助改进现有金融体系，那么这一科技创新就会融入现有体系。因此，迄今为止，科技创新不是颠覆了金融体系，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逐步融入了金融体系。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推行的DC/EP（DC是数字货币，EP是电子支付）研发计划，并不将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实践来达到支付体系的高效、安全和低成本,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区块链也不例外。同时，区块链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做到。有观点认为区块链要颠覆整个现代金融体系，实际是不可能的事。当然，这中间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应用，不否认它，但是也不要夸大它，尤其不要过分的迷信。

　　第二，如何客观认识信息科技问题。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是不能完全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如信息真实性核查作为“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问题，信息集中共享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真实，从而违背激励相容和“真实显示原理”。二是不能完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如“计算复杂性”原理已经从数学上证明，通过所谓用特大规模计算和信息集中去求解经济体的资源配置优化是不可行的。即便信息高度集中成为可能，共享成为可能，最终仍需要依靠市场体制去解决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三是信息技术不能将成本降为零。如信息处理和网络的各项硬软件研发、投资、运行、维护成本、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转换成结构化数据的成本等。四是信息技术不能解决层级传导问题。如中国从中央、省、市、县、镇、村等层次体系中，如何实现有效的、激励相容的传导。五是其他方面。依靠大数据等新技术，不能完全解决银企关系、local information(本地信息)数据挖掘等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AI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在支付上，AI会一定程度上推动放松身份鉴定的规定；在远程开户上，仍需谨慎；在智能投顾上，可能有些缺陷，即近期的、短期的数据深度学习而得到的结论有局限性，但基本面分析和认识不太容易实现，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

　　第二扇窗：金融科技与政策响应的关系

　　本书通过大量案例，深入反映了金融科技和政策响应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未来思考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范式。

　　第一，不要迷信但要充分关注科技。科技不能包打天下，金融科技要有金融本质属性，科技是服从于金融业务需求的。本书全面理性剖析了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等新科技的长处和局限，也通过P2P网贷、电子支付、余额宝、数字货币、ICO等诸多案例探讨了科技和金融需求相结合的新模式可能会引发的市场结构、金融稳定和相应的监管问题。从政策研究理论视角来看，本书的分析范式属于“理性决策模式”，即决策者以问题为导向，设定目标并列举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估，同时预测可能达到的结果以及产生的问题，在逐一对比后，选择最优方案。

　　这些分析背后充分体现出人民银行对科技创新的态度，即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正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关注并支持科技的发展，无论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一直处于全球前列。比如大约五年前，人民银行经过数轮慎重讨论之后，决定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并将以前投在纸币上的研究力量转而投向对数字货币的研究，这也为中国在这一领域保持相对领先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这些新科技一旦运用在金融业，就要按照金融业监管的规则进行公平监管。对所有进入金融服务业的FinTech公司、BigTech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公司和各种交易平台等，应建立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能保护消费者的监管政策环境。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前期P2P网贷缺乏监管，问题不断，爆雷不断，后期加强监管，风险逐渐收敛，总体可控；相反，中国舆情网，对第三方支付有监管，相对发展比较健康，在保持了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拥有了全球范围内最为广泛运用的最先进电子支付系统。同样，对ICO和比特币的强监管，也是从投资者、消费者保护以及防止金融诈骗和避免过度投机出发的。

　　第二，科技选择路径要依靠市场竞争来优化趋同。从政策实现路径来看，改革思路大致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又称“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认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通过试错、纠错而优化趋同的过程，需要时间积聚改革动力，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激进式改革则截然相反，前苏东经济转轨改革就属于这一种思路。目前，关于如何发展央行数字货币，有两种思路：一种属于较为激进的，认为可以通过区块链发展单层（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或者说央行直接对公众发数字货币，这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媒，影响到竞争性商业银行业务的作用，可能颠覆整个金融体系；另一种属于渐进式的，认为可以发展双层或多层数字货币，仍服从现有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框架。具体实现方式上，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可以让FinTech、 BigTech在内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去竞争择优，让市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