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深度观察）(2)

　　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业加速向线上转移，为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在猪八戒网平台上的技能服务商注册数量同比增长116.8%。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具有门槛低、容量大等特点，为女性、老人、残疾人、贫困劳动力、农民工等群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望获得较好的收入。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单，每月收入就能超8000元。”今年24岁的李松来自云南省镇雄县，成为一名外卖小哥使他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今年上半年，像李松这样来自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美团新增骑手有近8万人。

　　——新就业形态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规模在2亿人左右，包括个体工商户、临时性的保洁、建筑装修人员等。这些工作收入水平较低、稳定性较差，同时缺乏职业发展通道和福利保障。

　　赵燕兵，山西晋城一家煤矿厂的下岗工人，技能单一的他在近2年时间里只能打打零工，负担不起家里的开销。好在2019年晋城有了滴滴平台。家里有车的赵燕兵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如今，赵燕兵一有时间就在外面跑车，每月收入近3000元。

　　数据显示，滴滴平台有20.4%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 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同时，还有19.9%的司机属于短期失业者，他们通过从事网约车行业平稳度过了就业转换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表示，新就业形态以互联网平台作为组织方，将分散的灵活就业组织起来，赋予灵活就业新的内涵。“虽然新就业形态在稳定性方面不如传统的全职工作，但相比传统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更有组织性、更为规范，在收入水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等方面更有优势。”

　　——新就业形态还有利于激发劳动者潜能，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杨伟国分析，在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直接为客户工作，并接受客户的服务评价，“这将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体会客户需求，不断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塑造专业精神、培育工匠精神。”

　　无数普通的劳动者，正利用新的技术、平台、基础设施和政策机遇，提升个人的价值。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可共享、可兼职的特性，让本职工作不饱和人员通过平台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通过对骑手的职业分析，我们发现他们除了是骑手，还可能是小微创业者、技术工人、公司白领等。”阿里巴巴新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瑞东介绍，饿了么蜂鸟数据显示，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其中26%是小微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

　　“疫情防控期间，大量来自服务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劳动者当起了兼职骑手。”张瑞东说，通过兼职送外卖，16%的骑手每月可多赚4000元至6000元，8%的骑手可多赚6000元以上，这些收入平均占骑手家庭总收入的40%左右。

　　“普通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在新就业形态中被更好激发出来，有利于中国经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张成刚说。

　　新提升

　　新就业形态发展短板主要体现在从业者的身份认定、权益保障等方面，政府部门应及时跟上研究，补齐短板，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今后，该如何发展壮大新就业形态？

　　“这要求我们既要顺势而为，也要注重补齐短板。”莫荣说，顺势而为要求我们要顺应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劳动者就业偏好变化的趋势，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对传统管理手段、劳动法律体系、就业服务管理、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张成刚表示，这要求政府部门要及时跟上研究，补齐短板，在变化中不断完善。

　　受访专家表示，短板主要体现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身份认定、权益保障等方面。

　　劳动关系判定待明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平台运营公司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劳务派遣关系和居间合同关系。美团等外卖平台，一般由第三方公司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平台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一些众包服务平台，则将自身定位为撮合平台，与劳动者签订服务合同，因此并未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

　　然而，我国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资、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休息休假、工伤事故赔偿等，都是以企业与劳动者已建立劳动关系为基础。“新就业形态不够明确的劳动关系可能会加大个体承担的风险。”张成刚说。

　　社会保障待完善。

　　由于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根据目前的政策，许多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只能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缴纳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社保，低收入劳动者要达到相同的保障水平，缴费负担相对较重。”张成刚说。

　　平台监督须加强。

　　新就业形态中不同平台的抽成比例不同，成为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张成刚介绍，相关统计显示，不同平台的抽成比例主要集中在10%至20%之间，抽成比例超过20%的平台占比为23.02%。

　　吴江山坦言，在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方，在抽成比例方面缺乏话语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调整自己，适应环境。”

　　为补齐新就业形态的短板，不少城市、平台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在加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保护方面，已探索出一些有效路径。

　　——政府购买服务，创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险，覆盖社保“盲区”。

　　2017年，苏州市吴江区推出了全国首个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由区人社局代扣保费，再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根据新险种的设定，保费为每人每年180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参保人员每年只需缴纳60元。参保人员受到职业伤害后，在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先由医保报销，余额部分由职业伤害保险按标准赔付，每一参保年度以3万元为限。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由于没有明确的雇主，因此无法纳入现有工伤保险体系。吴江区通过政府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的形式，创新推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舆情网，将降低这一群体在受到职业伤害后可能引发的因病致贫风险。”张成刚说。

　　——指导成立平台从业者工会，帮助维护从业者权益。

　　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探索，吸引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加入工会，并推出网上“职工之家”，给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一个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