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垃圾分类“突围战”开启 如何更好分类(3)

　　立法

　　处罚要对准扔垃圾的“痛点”

　　眼下，摆在城市管理者们面前的另一道难题，是立法。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行，无论是正在修法的城市，还是即将立法的城市，面临的焦点之一，是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

　　在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大部分已立法的城市都在相关条例中明确了对个人违规投放的处罚。上海、重庆、杭州等21个城市明确，未分类投放或随意倾倒堆放垃圾，最高可处200元罚款。

　　对此，徐海云认为，未分类投放和随意倾倒堆放应该区分开来。“垃圾分类是相对的，其他垃圾桶中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能有，以分类准确与否进行处罚，难以执法。”

　　在他看来，处罚应聚焦偷倒垃圾、乱扔垃圾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对其他垃圾进行计量收费，为了减少支出，偷倒垃圾难以避免，特别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期，问题尤为突出。”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对于是否应该将未分类投放纳入处罚，罗建明的意见是肯定的，“不分类不会受到处罚，分类反而增加麻烦，谁愿意去做呢？”

　　“在一些垃圾分类水平高的国家，比如在日本，生活垃圾不分类处理，会面临不接收清理；在韩国，垃圾投放点设有摄像头，监控居民是否分类投放。”罗建明说，针对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难度大，这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无论是靠基层监督还是执法抽查，必须把处罚看作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执行下去。

　　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

　　另一个焦点，是垃圾收费制度。2017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在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全面建立垃圾收费制度，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

　　但此次大刀阔斧进行垃圾管理改革的上海，却并未针对居民生活垃圾实施收费制度，只在条例中原则性地规定了“逐步建立按量计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对此解释，“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罗建明建议，按量收费、分类收费的制度有必要建立起来，“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不同类别收费价格不同，才能调动社会习惯的转变。”

　　前瞻

　　垃圾减量背后的循环经济

　　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发起人，毛达还谈到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源头减量。“这超出了垃圾分类的范畴，但我认为垃圾管理要把源头减量放在第一位”。

　　这与一些年轻人对垃圾的态度不谋而合。“考虑到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我更愿意试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垃圾的产生，比如挑战一个月只生产一罐子垃圾。”广州姑娘漠漠认为，这可能比分类更具有环保意义。

　　在上海工作的小马对此深有体会。自从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后，他最直观的变化是：不点外卖了。

　　“垃圾分类后，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投放。但作为一名‘996’上班族，通常会错过规定的垃圾投放时间。”小马觉得分垃圾太麻烦，干脆减少制造垃圾，降低倒垃圾的频率。

　　“从源头上预防垃圾产生，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欧洲一些国家，促进垃圾源头减量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法律性的制度。”毛达认为，垃圾管理中的政策优惠和经济激励措施，也应该合理分配给减少垃圾产生的前端环节。

　　参考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对采用可回收或再利用包装的生产商、多元化处理设施企业以及垃圾分类的周边社会企业，都会给予一定的经济优惠，而不是完全投入到末端的垃圾处理中。”

　　“包含类似内容的循环经济政策一定要尽快完善出台。”罗建明希望，不论是垃圾分类的立法，还是垃圾管理中的配套政策，未来能够形成统一，土地支持、回收基金、循环经济都能在垃圾管理中实现对接。

　　“这样的顶层设计当然很难，就像垃圾分类一样，很多人也觉得难。”但罗建明认为，应该对此保持信心。

　　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广州珠江新城见到的一个女孩。

　　“她手上提着一兜垃圾，路过垃圾桶时却没有停留，直到走到一排分类摆放的垃圾桶前，她停下来了，把塑料袋打开，将里面的垃圾倒进厨余垃圾桶，又把塑料袋扔到了其他垃圾桶。”

　　那是垃圾分类波澜不惊的2013年，这件事情让罗建明一直记到现在。“这么多年，我相信一直有人在生活中坚持分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件值得坚持下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