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新高考“指挥棒”有更多溢出效应
据媒体报道，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9日表示，2014年开始的新高考上海、浙江试点已经落定并经过评估取得成功，今年起还有四省市要开始试点，到2020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全面建立起来。陈宝生说，这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难度最艰巨的一次改革。
此外，陈宝生透露，为了促进教育公平，5年来我国实行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以及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多招收了37万名大学生。中西部高校录取率最低的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5年前的15.3%降到了今天的4%以内，今年15万名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报名参加高考，是5年前的36.5倍。
新高考是什么？狭义地说，就是考试科目的变化，从原来文理分科的“3＋2”“3＋1”等，变成取消文理分科的“3＋3”，实行“两个依靠一个参考”的录取制度。广义地说，包括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监督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内容。这是高考实施四十年来的重大变革，将其表述为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难度最艰巨可谓恰如其分。
新高考的出现，建立在过去数十年高考方式的经验和不足基础之上。一方面，过去四十年的高考，成功地将知识和知识分子从之前的绝谷境地挽救出来，恢复到其应有的地位，并通过严格固定的途径形式，从始至终地树立起公平公正的可贵信誉。另一方面，四十年来年年相似的高考，已经难以跟上蓬勃发展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指挥棒”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益逐渐消减，而且作为其生命线的公平公正，也已经离实质公平愈来愈远，徒具形式上的公平于事无补。
由于高考本身的吸引力下降，即便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降到4%以内，但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许多中西部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有念过。其原因，自然不是内心不想读书，而是许多外界因素和预期导致的动力不足。（参考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收破烂的”何以能站到了哈佛讲台》）而许多中西部农村孩子不上高中背后的自我预期，和今年夏天北京高考状元感叹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的这种他者判断高度相符。如果要问，旧高考至于今天最大的弊端是什么的话，恐怕也就在于此。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说，目前费心费力实施的这个新高考，在应对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较之旧高考确实更有成效的话，那么哪怕“难度最艰巨”也是值得的。但如果在这方面建树无多，那么无论在其他方面如何别有洞天，其意义也有限。
新高考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方面有所建树，需要在科目调整之外，在协调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变革选人育人模式和理念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作为影响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载入史册，即将全面建立的新高考若要被历史铭记，当在如何影响世道人心和成才观念等溢出效应方面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