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杨 郁 刘 彤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10-16 浏览次数： 426次
【摘 要】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关键词】国家权力；村庄共同体；农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农业、农村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这意味着农村将会开启一个新的发展局面。乡村振兴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方位振兴然而，与当前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治理状况不容乐观，已经陷入虚置化、离散化和空壳化的困境反思农村治理，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农村内在凝聚力不足、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减弱和村庄共同体衰落等问题。村庄共同体在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实中都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破解当前农村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振兴，核心在于村庄共同体的再建。
一、共同体之困：农村治理的最大困境
“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传统的村庄共同体是在特定的村落场域内基于共同的生产生活，自然而然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规则秩序、趋同的经济利益、相同的文化习俗的群体性组织。传统农村能够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靠自治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村庄共同体的存在，村庄共同体不仅是地域共同体，更是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能有效地将本如“一口袋马铃薯”的农民个体联结起来，并采取一定的集体行动。村庄共同体的形成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地域相近、价值观相似、情感相系。地域相近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构筑了共同体基本的生存空间，共同的空间使共同体成员的同质性不断提高，形成了相同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相似则在精神层面赋予了共同体长期延续的保障，既较易在当下达成一种共同意志，同时其中所蕴含的至上理想和追求会逐渐凝炼为共同体意识并被反复践行。情感相系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的最强大纽带，满足了共同体成员作为社会人对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将个体与共同体紧密关联在一起，个体通过持续的共同体认同寻得自己的根基和位置。
无论是传统自治还是现代村民自治，村庄共同体都是农村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社会根基，但在当今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急剧变迁，村庄共同体正逐渐被解构，遭遇前所未有的共同体之困。首先，表现为共同体成员的离散困境。土地流转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他们或候鸟般地往返于城乡间或彻底离土离乡在城市扎根只有少数农民常年留在农村生活，这部分农民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贫弱型，即因身体、年龄等方面原因无法从事高强度的生产劳作，难以在城市就业；二是留守型，即虽然有机会在城市谋生，但为照顾家庭成员如老人、未成年子女不得不留在农村；三是谋利型，即在理性分析后认为与城市打工收入相比，利用好现有农村资源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如部分村干部或种养殖大户。这三种类型的农民便是当前农村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成员，人数有限、老人妇女居多和青壮年精英流失的现实使共同体失去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缺失了维持和延续的主体性力量及内在动力。其次，表现为共同体意识的分化困境。市场化打破了村庄固有的边界，多元思想随着人员、资本的流动开始进入村庄，冲击着原本一元化的共同体意识，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俗规范开始失效，对财富和利润的最大化追求成为行为选择的首要依据。个体意识被激发，进一步弱化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联及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统一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追求让位于多样且分散的意识观念，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和理性考量进行行为选择，而不再顾及共同体规则。最后，表现为共同体情感的消解困境。情感特别是归属感被很多学者视为共同体的核心，滋长于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维系在一个稳定的人际网络中。熟人社会是共同体情感得以寄托的主要载体，但在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当今农村，熟人社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演化，成员对共同体的情感开始消退。特别是流动在外的农民，已经将自己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移出村庄，对村庄的关注度也随之降低，不再参与村庄的集体行动和谋求村庄的共同利益，有关共同体的情感和记忆随流动的加剧失去了稳固性，在摇摆不定中被慢慢消磨。
村庄共同体之困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社会和国家的原因，它的没落将村庄变成了一个松散的治理单元，农民回归原子化状态，彼此的关联度减弱。农民与自治组织、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由此增加了农村场域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事实上，农民如果不能够被重新关联，村庄共同体经过现代化洗礼不能蜕变重建，农村治理水平将很难摆脱低位徘徊的困窘。
二、国家权力再嵌入：再建村庄共同体的外在助力
传统的村庄共同体往往是村庄生活自然演化的结果，并非缘于国家强制力的作用。正因如此，成员对村庄共同体容易产生天然的亲近感、归属感以及服从的内在自觉。然而，这样的衍生过程只适合于社会变迁较少的传统农村，在社会变迁速度极快、村庄内聚力缺失的现状下，完全依靠村庄内生力量重建村庄共同体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考虑适当借助外力，以外力激发村庄内生力量，以国家权力弥补乡土权力的孱弱，将村庄共同体的重建纳入整个国家建设的有机体系中。
（一）国家权力嵌入农村治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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