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教育控人”并不能有效控制城市人口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原上财高等研究院教师）等一拨经济学者，是一群“钉子户”。从2008年至今，他们用钉钉子的精神盯着“城市流动儿童”问题不放，终于成书《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

5月27日上午，尽管知道“呼吁”成功的希望渺茫，这群“钉子户”还是和“丐帮帮主”——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等人一道，拉上上财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背书”，趁着“六一儿童节”前夕，发布研究结果，“不管有关部门听不听，知识分子总要有担当，总要发声音。”

2016年《中国流动儿童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3500万的流动儿童和6100万的留守儿童，这近一亿儿童的教育，是目前中国教育公平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上财学者们的近1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流动儿童的智商并不比城市儿童差，他们也不会直接导致公办学校平均成绩下滑，同时，报告犀利地指出——“教育控人”实际并不能有效控制城市人口。

流动儿童并不比城里娃“差”

因为长期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打交道，周纪平总是调侃自己就是一名“丐帮帮主”。这与他和他身边的校长、孩子们在上海受到的“歧视”不无关系。

实际上，上海市教委早在2008年就把流动儿童一视同仁地纳入公办教育体系中，即便是因为各种条件限制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上海市教委也会从财政上给予2000元的每年生均补贴，这一标准还在2012年上涨到了5000元。

但“菜场小学”的说法，在上海，总是不绝于耳。

“搞了这么多年民办农民工子女教育，我最清楚，农民工子女在同等教育环境下，可不比城里孩子差。”周纪平说，过去，全国很多学者喜欢钻“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选题，但他们大多发表一篇文章就“撤”了，只有上财经济学院的团队，出乎他意料地坚持了近10年，并且总算用数据帮流动儿童说上了话。

根据上财团队在上海5个区、20所小学、近3000名学生中的跟踪调研，公办学校接纳流动儿童，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我们估算，对于同样的一个孩子，如果我们把他纳入到公办学校就读，那在我们统一的标准化考试中，他们的数学成绩大概可以提高15分，语文成绩可以提高10分。而且，越是弱势的学生，在公办学校里就读受益越大。”陈媛媛说，实际上，如果给流动儿童同样的教学环境，他们的进步能比城市儿童大很多，“因为对于家庭背景比较优越的孩子来说，学校的不足可以通过其家庭来弥补。而越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学校对他们的影响就越大。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为流动儿童放开公办学校。”

2010年、2012年两年，上财团队对比上海11所公办学校中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数学成绩、学习习惯和在校表现等各方面的差异后发现，在同一学校内的两类学生在数学成绩、教师评价和担任班干部比例等方面都没有明显差异。

与真实情况相对的是，调研团队发现，有1/3的本地家长认为——接受流动儿童会降低学校的质量，且家长认为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应该单独编班。

陈媛媛说，表面上看，流动儿童比例越高的学校，平均成绩确实越低。但是进入到不同类型的学校，跟孩子的家庭背景、学校质量等都有关系，“当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家庭背景时，流动儿童比例与学校平均成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弱一些；如果我们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智商和学校的质量以后，流动儿童比例与学校平均成绩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

经济学家田国强更是直言，“我走过世界上许多高校，比较下来，我认为真正聪明的孩子都是农村孩子。”

这一“站台”令周纪平感动不已，“我自己说出来没人信，经济学家用数据说话，拿出来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教育控人”到底有用吗？

上海历来是流动儿童教育的“全国模范”，她曾以给流动儿童提供免费的、均衡的义务教育服务而全国闻名。

但学者们注意到，即便在上海，2014年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背景下，流动儿童的教育也开始出现政策“拐点”。

2014年，上海的流动儿童入学要求从原有的“临时居住证”提高到父母一方需要有“居住证”或者需要有连续两年的“灵活就业证”；2016年开始，要求连续三年的“灵活就业证”，而且居住证的办理条件从原来缴纳半年社保，增加了合法居住的要求，也就是外来人口租赁的房子必须是具有房产证才能办理居住证。

上财的报告认为，这些门槛的设定，意味着父母在小型企业工作、做小生意或者租赁在农民宅基地房屋的学生都不能在上海入学。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在上海郊区幼儿园做的一个调查也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幼儿园大班学生是不符合这个入学条件的。

北京更加严苛，流动儿童入学门槛在2014年时，从原来的“五证齐全”，发展到有些区县需要“二十多证齐全”。从北京和上海小学总的招生数量上看，北京和上海的总招生数量在2014年有了明显的下降，上海和北京小学一年级流动儿童招生数量各下降了2万。

但问题是，学者们研究发现，这种“教育控人”的方法，并没什么用。

根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聂日明老师利用各城市入学数量的数据估算，从2013年到2014年，上海和北京每1万常住人口中小学入学招生人数减少了7到8个学生。“但这只是减少了流动儿童的在校学生数量，而他们的父母很多仍然留在城市工作。”上财报告总结认为，“教育控人”只是控制了孩子的入学，并没有“帮助”城市控制人口，“对于流动儿童的家长来说，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家长，在上海工作挣钱是他们抚养子女的经济保障，他们不会因为子女的入学问题放弃这里的工作机会。”

由于入学门槛的提高，不能在上海上小学的学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和父母一起回老家的。而更多的是以下的四种情况：

第一，孩子一个人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根据上财团队对上海流动儿童的跟踪数据，小学在上海读书的流动儿童，到了初二阶段，已经有一半的孩子回老家读书。在回去的孩子中有80%是自己回去的，跟父母一方一起回去的仅占10%；第二，孩子到上海或北京周边的地方上学，他们要么上寄宿学校，要么每天长途跋涉去上学；第三，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回家做留守儿童，就让孩子继续上幼儿园。调查显示，现在幼儿园有很多8～9岁的孩子，而上海规定超过入学年龄的孩子不能再报名上小学；第四，一些孩子进入私人开办的补习班，“这部分孩子未来有可能长期潜伏在城市却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

大城市控人最终将损害所有城市人的利益

对于“教育控人”的说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持保留意见，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实际上，并不存在“教育控人”这一状况。

“2014年，上海整个人口政策发生了改变，城市外来人口管理上，又多了很多新的证、照。上海教育部门的职责是教育，并不是控人，我们只是根据总的管理规定的变化，‘接盘’教育。”唐晓杰向来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学界保持良好的互动，他也注意到“教育控人”的说法，但他认为，这种说法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说，并不公平，“总的应接受教育的大盘子，是市里根据人口统计，早就预算好的，教育部门只是‘接盘’干活。”

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家政人员、护理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外来人口持灵活就业登记证，就可以使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获得免费义务教育，“公办的进不去，优质民办学校总是可以进的。”

据唐晓杰介绍，一些基层街镇在执行层面，确实会出现偏差。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去年就查出有900多名外来人员使用了假保姆证帮助孩子登记入学，基层工作人员因此受到牵连。“有的街镇，为了规避错误、假证，可能会有自己的补充做法，造成外来人员体会到‘很难’的感觉。”唐晓杰说。

事实上，上财团队的研究，早就超出了“流动儿童”就读上海学校这一话题。学者们的进一步追问是，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和倾向于接纳高技能人才的城市人口政策未来究竟会给城市带来什么。

“有悖市场发展规律”是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结论，上财报告称，这种政策“最终将损害所有城市人的利益”。

“城市的最优规模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研究发现，依照国际上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与这个国家人口是成正比的，“按照我国人口数量来看，上海和北京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它最优的人口规模，目前的很多城市病主要是因为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引起的。”

经济学家们认为，城市的人口规模有它发展的市场规律，城市的最优人口结构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较大的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高技能与低技能的人口比例要高于中等技能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中只有高技能的劳动力， 会导致服务行业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最终将提高城市中服务行业的价格，也就是会提高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最终将削弱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阻碍城市的发展潜力，损害在城市中所有人的利益。”

出生在上海的流动儿童，从长远来看，最终都将成为城市的劳动力。

陈媛媛介绍，上财团队第一批跟踪的流动儿童，是2010年在上海上4年级的学生，今年他们已经上高一了。“我们上个月的电话跟踪数据来看，这部分孩子目前有72%已经回老家了，另外28%仍然留在上海。在就读高一或者留级读初三的孩子95%以上在老家读书，但是读职业中学、工作或者失业的，超过一半已经回到上海。”

此前，北京大学宋映泉教授做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跟踪调研也发现流动儿童大部分还是回到北京工作或者读大学的。

“从上海现在的人口结构来看，14岁以下的上海户籍儿童的比例，相对于其他年龄段要少很多，也就是说未来上海的老龄化会很严重，如果不让非户籍人口来到城市工作，那么城市将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上财报告中写道，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今天的流动儿童，“多建一所学校、少建一所监狱，城市的规划不应该用一批儿童的教育作为代价。只有今天的城市做到‘有教无类’，才能换来未来城市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