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平台虚假承诺诱导消费 维权举证艰难(2)

　　消费维权不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聚投诉平台在受理对婚恋交友平台的投诉后，有关相亲平台一般都会在投诉贴下表示，“感谢您的反馈，已将反馈提交给相关部门及时处理，有进展会及时跟进”，有的相亲平台则表示会在7天内解决投诉，45天至60天才能退款，同时需要扣除10%至20%的费用。

　　在一个已解决的投诉贴里，投诉人对深圳某相亲平台进行投诉后，过了一个月才拿到退款3200元，而他最初缴纳的费用是12800元。还有很多消费者的诉求在协商中没能得到解决，最后只能诉诸法律或者不了了之。

　　截至8月17日，某相亲平台关于销售误导的有效投诉量高达3439起。

　　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法制日报》记者通过搜索相亲平台名称，发现多起婚介公司与个人之间的合同纠纷案，其中有不少消费者走到了二审程序。

　　一份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由于对约见对象不满意，韦女士请求解除与某婚介公司签订的红娘服务合同，并要求公司返还所缴纳的服务费15000元。在上诉中，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推荐的候选人均不符合其所列条件，法院最终只判定归还韦女士服务费5000元。

　　相关标准尚需明确

　　行业规范亟待建立

　　不过即便如此，在采访中，对于相亲平台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婚恋网站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不过也有人说身边人真的通过它们“终成眷属”。

　　在一些从业人员看来，婚恋网站的畸形发展始于用户对互联网“天降馅饼”的理解。早期很多婚恋公司将“互联网就意味着免费”的思维带给了客户，因而会员付费制并不太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既然会员不愿缴费，那就强制他们主动上缴，这是中国婚恋网站独有的付费怪圈现象。

　　在《法制日报》记者的调查中，但凡希望推进自己的相亲进程，就几乎都要和钱扯上关系，但最后效果也并不理想。比如，有的相亲平台充钱后可以查看打招呼的内容，但有的却一直没有等到对方回音。

　　“这就让我怀疑对方根本就是系统上的‘僵尸人’。”曾浩(化名)在北京打拼多年，还没来得及立业，便已过了而立之年。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曾先后注册了多家相亲平台，“后来实在没办法，为提高效率，联系了所谓的专属红娘电话，价格过万，最高的甚至有八九万元的”。

　　相比会员服务费以及增值服务费，婚恋网站更依赖于线下活动费和广告板块。

　　对此，曾浩也深有体会。比如相亲平台线下门店组织的一场相亲会，号称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实际上非但没有见到红娘口中的“白雪公主”，就连参加相亲会的人数也格外惨淡。然而，红娘不仅绝口不提理想的相亲对象，在相亲会开始不久后，甚至将他带到了旁边的小办公室，说服他购买线下会员服务。

　　对于这样的情况，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坦言，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婚恋网站的线下实体店鱼龙混杂，服务质量不敢恭维。因为婚恋网站为了尽可能地蚕食线下市场，并不会完全采用直营模式，还会采取加盟模式。

　　采访中，有关专家认为，婚恋交友平台不论线上线下，其核心主要是信息真实和风险提示。平台一定要对核心信息进行核验，这是最基本的规则。此外，风险提示要深入到各个环节，包括提示敏感词。

　　据了解，我国个别省市出台了政府规章对婚介市场进行规范调整，但都未设置开设婚恋网站的合理标准，从业人员资格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许多无证经营的婚恋网站，骗取征婚者会费后就“玩消失”“冷处理”。此外，不少婚恋平台也开始出台自律标准和规范，并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审核认证，有婚恋平台推出“实人认证”。

　　对于相亲平台中的消费陷阱，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认为，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亲机构在格式条款中设置的不对等、不公平条款应属无效。相亲机构在当事人没有看到合同具体条款、未被告知服务具体内容和价格的情况下，就要求在iPad上签名，已涉嫌违法。当事人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费用。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基础信息的真实是互联网信息真实的基础，这不仅包括网络安全法规定的需要登记的身份证信息，还包括人与注册信息的对应关系。

　　“婚恋需要双方的某些深度信息，可以通过协议方式交给平台。”朱巍说，隐私权在婚恋面前可以被限制，特别是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基础上，但不能是所有人都可查看，应该是在监管之下，小范围、点对点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