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千里牵风，将浪漫注入现实主义

　　《牵风记》在雄浑和奇幻之中建构战争，但我更看重的是它的无言胜万言的悲剧感。这个悲剧感的存在，充分地表达了作家的战争观。

　　小说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不与长度成正比。刚刚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只有13万字，但自去年12月发表以来一直作为热点话题被谈论，它薄而不轻、清而不浅，不仅重树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创作高峰，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做出了美学贡献。

　　小说创作的魅力在于提供不一样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牵风记》借助一种浪漫奇崛的美学想象，建构和描绘战火硝烟中的新型战士形象，织成气韵丰沛的生命气象。因为这部小说，以书写“战地浪漫曲”著称的徐怀中，继《我们播种爱情》《西线无战事》之后，再一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新篇章。

　　战地文化和文化人形象

　　这是什么样的战士形象？《牵风记》写出了长期被忽视的战场上的战士和指战员的文化形象。

　　长期以来，除了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少数作品，文学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指战员和战士形象的书写，存在着简单以“粗实鲁直”为美的现象，书写工人和农民出身的战士形象不够丰满。这么写的事实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主要构成是工人和农民，而穷苦的工人和农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素养相对低。大量军事文学作品在着力书写他们的勇气、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简单写法。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吸引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加入，提高了整个军队的文化素养，也大幅提高了战斗力。加入革命军队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的成为文艺兵，有的成为文化教员，有的成为技术人才，有的成长为出色的指战员，许多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关于他们的文学书写总量不多，形象也偏于简单化。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徐怀中“衰年变法”的动力。他自陈，“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交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

　　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牵风记》是一种修补和打捞式写作。

　　小说《牵风记》的战争和战场背景是日军火力围剿晋京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即后来独立九旅艰难突破封锁，进行战略转移。笔墨重点不是硝烟炮火，而是一张古琴、一匹枣红战马、三个人。古琴和战马是浪漫主义的技术道具，重点是指战员、参谋和勤务兵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份量等量齐观。与汪可逾和齐竞相比，曹水儿是意外收获，是被文化参谋感召的农民战士。

　　抱着古琴出现在战场上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单纯、干净、执着、没有心眼，像一股清流出现在战火弥漫的战场。在战争间隙娱乐时，汪可逾毛遂自荐，出现在独立第九团团长齐竞面前，开始了两个人乃至三个人的传奇故事。汪可逾的天真浪漫，既有家庭出身原因，也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给危险粗糙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光亮。所以，她的出场，如果用舞台导演的语言来形容，应是大特写加长追光。

　　齐竞是第二号人物。从叙事结构角度，齐竞是第三方叙述主体，是重要事件和人物关系的串联。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这三个人都是对比着写。齐竞作为革命军队里文化修养深厚的指战员善于带兵打仗，作为单身男性，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他与汪可逾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也在情理之中。战事紧张，打仗是战士和指战员的天职，相互爱慕的两个人由于主客观原因，在战场上必须分开行动。再次见面时，齐竞怀疑汪可逾被夺去贞操，他的冷漠和狭隘，给汪可逾造成精神伤害。再一次的分手，是真正的分手。再一次的见面，汪可逾已经牺牲。来自同一文化阶层的齐竞对女学生出身的汪可逾造成的伤害，使齐竞此后陷入漫长的痛苦和自责中。

　　汪与齐在战略转移中分开时，第三号人物曹水儿作为汪可逾的护送者上升为第二号人物。警卫员曹水儿是成长型形象，农民出身，没有文化，理论上应该不能欣赏汪可逾这种小知识分子。但作家调动其长期的生活经验，用叙事逻辑告诉我们，对于美的热爱、欣赏，是平等的，是人的本能，是超越阶级论的。这是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和深刻性所在。汪可逾的纯真大气，对曹水儿这个有着明显弱点的战士产生了“净化”作用。曹水儿对汪可逾的敬慕和保护，与他的日常表现存在严重的反差。这个反差，折射了曹水儿的变化。

　　小说中对于汪可逾和曹水儿为逃避敌人追捕在山洞中躲避两个月的描写，极尽想象之能事，从饥饿、伤病、绝望的铺排，到绝食、洗涤、坐化等具体写实的细节白描，“汪参谋”和“我的兄弟”两个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人，不仅共患难，也共同分享音乐、忠诚和情谊。

　　曹水儿是个有色彩的人物。他原本有点虚荣，性格中有明显的弱点，比如好色，这一弱点最终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在战争间隙与保长的女儿媾和，后被诬为强奸，因此被枪毙。这是一个有本事也有毛病的人，但在独自护送汪可逾的艰难路途中，不仅没有抛弃和损害汪可逾，而且始终像敬神一样敬着汪可逾。这样反差着写，当然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我相信，作家这样写，也是源自长期对人性观察，是申诉式记录。

　　汪可逾和曹水儿对齐竞都有一次公开指责。汪可逾面对齐竞的猜疑，大声说“你让我瞧不起你”。这是同一文化阶层的分裂。面对齐竞的冷漠和猜疑，曹水儿非常生气，不顾警卫员的身份，对齐竞公开顶撞。两个地位和年龄明显弱势的人对于强势人物的反抗，既推动了矛盾向高潮发展，又写出了自由、坦诚、朴素的人性，令人唏嘘感佩。

　　浓郁的诗意和浓重的悲剧感

　　汪可逾饿死在山洞里，曹水儿从山洞出来后被枪毙，他们的遭遇让作为指战员和战友的齐竞不能释怀。面对银杏树里站着的汪可逾遗体，他失声痛哭。小说的末尾，写晚年齐竞吞下大把药丸自杀。小说戛然而止。以一张老照片和汪可逾标志性的微笑为由头，引出战火纷飞中的一张宋代古琴，从一场诗意的古琴独奏开始，到三个人悲情的死亡，美好的人和事因为不同的原因都永久地从这个世界消逝了。小说的结构既简约又大胆，既沿着想象的方向漂亮地滑行，又填补了生命经验的空白，非高手不能为。